第五节 体制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一、体制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各个方面（如社会、能源、环境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但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矛盾，中国更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体制创新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不断转轨，市场主体也在发展，并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中共十四大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地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则明确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准备拿出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历史转换。前20年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市场体系，后10年的主要任务则是完备市场秩序。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对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概括地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部分，即商品的市场化、以产权市场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现代社会保障体系。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商品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现在95%以上的商品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定价，而未实现市场定价的那一部分商品，定价机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石油产品的定价机制，已经开始试验和国际市场接轨。虽然每一次较大的市场化改革都会引起商品价格水平和比价关系较大的变动，如近年的证券市场改革、住宅制度改革就引起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较大的波动，但每一次改革也都较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待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到达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时，由市场改革所造成价格波动的幅度将会收窄。按供需关系形成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引导企业进行资源配置、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与商品市场化相对应，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在要素市场化进程中，近几年来进展最大的是产权的市场化，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传统的所有制体制得到了根本的改造，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新型所有制结构建立了起来，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国有企业本身则通过股份制改造等途径，实现了以股份制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2005年以来，配合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解决了困扰证券市场多年的“股权分置”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和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通过上市进行了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股份制改造，这标志着中国的产权制度的所有制改造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产权制度的所有制改造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提高企业资产质量和改善经营管理水平都起了积极作用，这使得中国的大企业却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并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国的市场化体系仍然不完善，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表现为市场化程度不足、市场秩序较乱和市场本身的波动性较大。近几年住宅价格、农产品价格较大的波动，更说明了我国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市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于市场是不完善的，建立在市场体系基础上的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也就很大，宏观经济手段、力度和它们的效应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往往很难估量；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相应滞后，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被推倒后，市场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跟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一系列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改革没有跟上，本来由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职能由企业剥离后，政府确没有及时跟进。从表面上看，只是一部分居民家庭的预期和生活受到了影响，从深层次看，这种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却已经在一系列领域里产生了连锁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目标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已经构建起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秩序的阶段。正如过去30多年来体制创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一样，新时期的体制创新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方面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也有了更多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水平已经大为提高，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实现“赶超”和现代化为目标的。我们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前创造了条件：在教育领域，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按照世界各国的共同作法，通过恢复高考、扩大国际交流等措施，选拔和培养人材，逐步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人材断层问题。经过长达30年的努力，改革开放后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大批人材，已经在包括行政、经营管理、科学技术、教育医疗、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成为中坚力量，人材、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短缺已经不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科技发展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调整了科技发展路线，不再把“自力更生”当作发展民族科技的唯一道路，而是注重吸收世界各国已经取得的科技成果，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发展科技。这使我们在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发生时，没有再一次错过发展良机，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特征的世界性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大量科技成果，使中国有可能跨越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直接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从而缩短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科技水平上，我们对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是有所侧重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对引进技术予以更多的重视，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了自主创新方面。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虽然在这两个领域中，我们的投入还应该增加，尤其是应该注重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但无论如何，经过了30年的发展，这两个领域的积累已经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第二、长期的积累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知识技术水平、人材队伍、基础设施和装备水平，都为中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创造着条件。

    推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经过长期的积累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如钢材、水泥、电力等，中国的产量已经居世界首位。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我们进行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以及调整产业布局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而固定资产的规模扩张得更快，根据我们的估算，我们目前的固定资产存量，相当于1978年的20倍以上。近10年来我国大规模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矿山的建设，许多还没有充分发挥效益，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好的条件。

    第三，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仍处于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

    虽然中国的GDP和进出口总量都已经居世界前列，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人均水平看，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从出口产品的构成看，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大多是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国的出口产品则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单位产品所含的增加值较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说明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仍然存在，还可能通过提高知识、技术和资金的密集程度使外向型获得较大的发展。同时，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扩大内需。处于新兴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往往处于最活跃阶段，并且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前20年里，中国已经通过渐进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带动了经济起飞，那么进入21世纪后，由于各方面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中国则是在更大的经济规模上开始了加速的新兴工业化进程。这也是近些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第二产业获得迅速发展、城镇规模迅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程度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目标，如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体制创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建设和谐社会等，其目标仍然是保证中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着巨大的需求，继续拉动着高速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效率。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农村起步的，但真正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和高速发展的还是城市经济的扩张。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后农村尤其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低于城市，这首先是由于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赖，使得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难度，远远大于工业和服务业，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农村劳动力过剩，人多地少这一现实，影响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城市经济以及和它密切相差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出路。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将有可能吸纳更多的就业，除了解决城市本身的就业之外，还可能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这一方面改善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创造了新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条件下，相对地提高了人均使用土地的面积，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整个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增加，这就有可能通过不断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虽然在一些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已经很高，但是就全国总体而言，人均消费水平和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动力。城市化进程将提高着居民家庭的日常消费、高级消费及居住水平，并与此同时创造出巨大的需求。2008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为5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早已经下降到10%以下，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其特有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国内资源的互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和战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大国优势（advantage of large country）。新加坡和香港作为城市经济，其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发展具有自身优势的几个支柱产业，如发展金融中心、转口贸易等；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规模要大一些，但是市场有限，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所以每次较大的国际环境变动（如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它们的经济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日本经济起步很早，市场化程度高，科技发达，人口和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都位居前列，但由于国土面积较小，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继续发展就受到了限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一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到目前为止，90%以上的能源供给是靠自己的资源解决的，虽然中国也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对国外自然资源（如铁矿石）的依赖，但是从总体上看，情况要比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好得多。如丰富的煤矿资源，就可能减缓我们在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发生时所受到的冲击；其次是众多的人口构成的广大国内市场，是世界任何国家不能比拟的。这为我们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条件；第三是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与贵州、云南省等欠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中国经济不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日本各个地区的经济差距就远远小于中国，但在另外一方面，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2000年，上海市的人均GDP为贵州的12倍，而到了2009年，这一倍数已经下降到8倍，这说明在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上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通过扩大内需，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所以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通过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中国是可以在供需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

    二、体制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阶段性特点

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不移和循序渐进地实施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地提高着中国经济的效率，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在这一时期，我们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启动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探索中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向。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使中国走出了长达20年的经济增长徘徊不前的怪圈。邓小平曾经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1]这种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既有计划体制方面的原因，传统的指令性计划体制限制了社会消费，更制约了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有中国本身的政治原因，即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相比较而言，政治局面的混乱比计划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大。所以，当各级政府领导把他们的心思重新转到经济建设上以后，由于减少了社会内耗，由于一心一意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经济体制、科学技术、生产要素条件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但全民族振兴中国经济的信心被调动了起来，这使中国开始了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起飞和赶超进程。现在很多人谈到GDP都持一种负面的观点，认为强调GDP造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失衡，并影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体现的经济长期发展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在这一时期，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市场化改革探索，如对平均分配的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奖勤罚懒；探索如何按照价值规律实施商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对国营企业进行“利改税”的改革等，这对当时的经济增长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改革，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商品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一方面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开始得以理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僵化的价格体制在付出代价，在1985年前后和1988年前后，出现两次大的通货膨胀[12]。由于改革的思路还不清晰，探索改革的路径是“抓大放小”，产权制度基本上没有触动，收入分配却开展出现扭曲，“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收入分配的倾斜。再加上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和高波动，一方面国家实力得到了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尤其是一些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开始普及；另一方面，高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预期，也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到本世纪初。在中共十四大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地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则明确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准备拿出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历史转换。前20年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市场体系，后10年的主要任务则是完备市场秩序。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对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概括地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部分，即商品的市场化、以产权市场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管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商品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也发展得比较快，至2004年底，由中央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减少至11种，96%以上的商品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市场在这一时期也发展了起来，劳动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都建立起来，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进展最大的是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这一进程是通过对国有企业改制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来同时进行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将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以建立国际通行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和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在竞争性行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外资发展。与此同时，进行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保留下来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则大多数进行的股份制改造，甚至连银行、能源、民航、通信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中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只有铁路等极少数领域保留了完全国有。无论从科技水平、经营规模、装备水平上看，还是管理水平、创新能力、风险控制和公司治理方面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另外一方面，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地扩大。2005年，在工业企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单位数量已经上升到89.9%、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上升到66.7%，资产总额上升到51.9%，利润总额上升到56%，就业人数上升到72.8%。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高增长的同时，高通货膨胀（1994年的CPI为124.1）向低通货膨胀收敛，高波动向低波动收敛。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资源在时间、空间、产业和项目上的配置更加合理化了，在注重发展的同时，企业和政府的风险意识也在提高，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那种盲目投资和无序扩张造成的资源的浪费已经大为减少，这无疑是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从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改革可以说是简单的按劳分配扩展到以按要素收入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强调收入分配中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扭曲的现象得到了纠正，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异明显地扩大化了。从体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上看，体制创新的作用主要反映在通过市场化改革改善激励机制，更好地把个人、企业、各级政府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使经济活动更加充满活力。

第三个阶段是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国进入了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开始、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之间有着标志性的区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大），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标志。从发展上看，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为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负担了相当大的成本，体现为上世纪90年代末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因此，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和2005年前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可以看成是我国基本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新西兰2004年4月第一个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以后，至2008年2月，已有77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秩序的进程，可以说从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说在十四大上，完备市场经济体制只是一个对未来发展的设想，那么进入新世纪后，这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的任务。如果说在第二个阶段里，体制创新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更加充满活力和动力，那么到了现在，随着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建立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由增加激励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可以说是在逐步递减，而通过深化改革和技术进步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显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的各级领导中，很多人还对要不要增加GDP抱有疑虑，企业领导还不清楚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那么到了现在，发展已经成了各级领导和企业家们的自觉行动。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如何通过改进微观和宏观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党的十六大以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目标，往往只是提出总量目标，但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上，经济增长目标加上了更加严格的约束条件：十六大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而十七大则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翻两番。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市场化改革中正逐渐地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一五规划期间，体制创新的重点已经由如何激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转为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在“十一五”期间，这一方面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宏观调控和管理在平抑经济波动和引导社会投资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减少了投资行为的盲目性造成损失和浪费；二是开始重视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鼓励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现代装备水平进一步改善；三是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更加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四是注重微观领域中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鼓励企业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鼓励企业间的收购兼并、资源整合来改善规模经济等措施，提高投入产出比。

    三、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着新的历史性转折

显然，和30年以前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体制背景和发展难题。30年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启动一个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的发展，而现在面临的却是在一个相当高的经济总量的基础上，利用有限的经济和自然资源，在新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比改革初期要大得多。但在另一方面，即使在实现了这么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不算高，离世界平均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经济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从第一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即使是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仍然有可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强势，只要我们坚持体制创新、注重技术进步，及时地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我们完全有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起飞和发展初期，尤其是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期间，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增加投入，提高经济增长的时间效率，即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产出，而当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13]在其著名的索洛模型中，把影响经济总量的因素归纳为三类：劳动、资本和广义技术进步。广义技术进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狭义的技术进步，即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等量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二是通过科学的管理和决策，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制，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就中国目前而言，解决发展难题和改革难题的关键，在于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发展而言，无论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还是缓解高速增长中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提高发展效益，还是降低发展成本，根本都取决于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没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提高增长的效率，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技术创新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更是制度问题，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以制度创新的能力提升为基本制度前提和保障的。

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供给和需求的不断平衡中实现的。而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的实施则是不断实现发展平衡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需求管理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在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中发展了重要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需求管理主要是经济总量，管理手段主要是短期管理，而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展而言，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失衡，则更需求通过在供给政策的应用，即通过对生产和分配领域中各种关系的调整，来解决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在现阶段，通过体制创新及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改善和解决我们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形成的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对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及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正如当年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施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无论从科学发展观出发，还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要求看，还是从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本身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或正在展开一系列的新的历史性转折：

首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为深入改革、完善市场秩序，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基础。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商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企业产权制度的造以及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宏观调控，都对中国的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土地市场的发展却是滞后的。在农村如何实现土地的集约经营，在城市如何供应建设用地和住宅用地，都和土地市场的发展有关。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这使得土地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更大。近些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从供给角度看，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善是基本原因。居民住宅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在建设成本而在于土地。土地价格及由它带动的房价巨幅波动，事实上在改变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的房地产商、房地产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得到了大量短期收入，而卖地收入或批租土地收入也成为大城市及一些中心城市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从长期看，这种发展却是不可持续的，高房价却会使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更加恶化，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国家和各个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抑制需求，全国范围内的房价上涨在短期内受到了抑制，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然还需要在供给领域探索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正如前面所分析过的那样，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市场化改革的焦点是不同的，如果说前两个时期，主要是商品化改革和产权市场的改革，那么到了现在，以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为中心对要素市场化的推进，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鼓励企业间公平竞争和技术进步的，从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完善的市场秩序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适度增长的基本条件，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如果市场体制的不完善，竞争环境不公平，一部分企业能通过自己的特殊关系和地位获得利润和扩张，而另一部分企业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善了经营管理也不一定能获得发展，那么广大企业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也就不可能实现。只有不断完善的市场秩序下，国民经济的效率才能有效地提高。但问题在于，如果通过市场自发的调整来形成较好的市场秩序，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那我们就很难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发展和发展10年的奋斗目标。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从企业转移到了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直接关系到市场的发育、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现阶段经济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看，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效率。惩治腐败；而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看，以土地市场改革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将成为中国完善市场秩序进程中的基本内容。

第二，从强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展为强调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初期，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4]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邓小平的主张已经贯彻了20多年，可以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共同富裕应该成为新时期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牺牲效率，而是通过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的更好配置，使低收入群体、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更好地发展经济的条件，他们实现富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过程。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为贵州的13倍，到了2009年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到8倍以下。但通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较我们又同时看到，2000年，在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最高收入组的收入为最低收入组的5倍，而到了2009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10倍，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增长程度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收入程度越高，收入增长的程度也就越高。这说明在我国近10年的发展中，由发展所造成的差距在减小，而由体制造成差距在扩大。与此同时，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企业所占的比重在上升，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下降，由于高收入群体将更多的收入转为储蓄，再通过金融机构转为投资，而政府、企业也在加大投资，这就导致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投资的增长显著地快于消费，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显然，这样的分配格局既不公平，也在影响着效率。

第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发展将更加协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从市场化进程看，自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之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在推进，但步伐比城市慢得多，在未来的十年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进程中，我们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快于内向型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快于城市化进程，这就导致包括劳动力、技术、资金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流动，形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另一方面，由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缓慢，也影响了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成长和扩张。因此，在未来10年里，我们应该通过转移收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倾斜等多重措施，改善生产力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内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之间，不断实现均衡，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人民生活、公共消费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近些年来，GDP指标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置疑，单纯追求GDP的倾向受到了很多的批判。这些批判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其实，问题并不出在GDP指标上，而在于如何实现增长目标的路径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停滞和贫穷落后，只有把GDP搞上去，我们才有解决各种矛盾的物质基础，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从上到下万众一心发展经济或者是追求GDP，是我们国家的正确决择。但是GDP是一个宏观指标，它包含许多内容，从它的价值构成看，它包括了企业的折旧、间接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企业利润，这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收入；而从最终需求看，它包括了净出口、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15]，这是国民收入的最终使用。如果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政府如果仍然只是强调它的总量而不注重它的构成，那么从眼前或自身利益出发，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更加关注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而劳动者在这里成为弱者，而从最终需求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更加关心投资，而不是居民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收入经过各种转移收支，将会形成一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其实老百姓更加关心自身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而居民可支配收入[16]是直接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除此之外，老百姓还关心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和他们有关的公共消费。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取消对官员的GDP考核，这种作法是正确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指的就是在经济增长（GDP）的同时，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和GDP密切相关的，它的增长是GDP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反过来，GDP的增长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稳步增长的，那么GDP一定也要稳定增长，反过来，GDP增长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一定会实现增长。因此，国家提出改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积极改善民生，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改善民生不能只是改善居民的收入，还要通过政府消费支出，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样，在人民生活获得保障的同时，政府的公共消费同样也会为拉动内需尤其是消费增长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