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等收入陷阱”与体制创新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原因
近几年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成为了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一话题也引进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其中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此之后，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表2.1和2.5中可以看到，马来西亚1980年时人均GNI已经到达1748美元，略高于韩国当时的水平（1846美元），但到了2009年，韩国的人均GNI已经达到了19830美元，马来西亚才到7230美元，不到韩国的三分之一。因此近几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马来西亚非常关注的课题，美国《时代》杂志专门为此写了报道。越南、土耳其、拉美等国的学者也进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率出现回落，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仍然以马来西亚为例，1980年，它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是84位，而2009年的排序为89位，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在这一期间，它的人均GNI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5.02%，高于全球3.01%的增长率。而从和世界加权平均水平相比，1980年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2009年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应该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表现好于世界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和东亚的其它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相比，它的经济增长率却是偏低的，这也是马来西亚重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拉美国家主要是国际收支出了问题，马来西亚则是技术创新不足。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府效率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来改进。在很多国家，最初的经济起飞往往是通过政府指导的对银行贷款（间接融资）所实现的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私营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府官员中腐败行为的增加，如果制度建设又不能及时跟上，往往会出现政府效率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和一般企业的积极性受挫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出现社会动荡。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注重制度建设，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利益集团，注重惩处和清除腐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如新加坡、香港和韩国都很注重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即最初的加速经济增长，都是依靠在短期内增加投入和产出来形成的，但是劳动力和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投入。新加坡、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和它们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研究开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出卖资源而不注重研究开发以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的增长就只能依靠加大资源的开发量，或者寄希望于资源价格的提升，这种发展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经济发展失衡包括收入分配失衡、地区发展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等。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在经济起飞初期，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优先获得发展以及积累率的迅速提高，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经济发展就会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即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获得发展、城乡差距缩小、中低收入居民家庭明显改善等。如果在这时有科学合理的政府干预和制度安排，形成这种新均衡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否则很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它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
第四是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对对外部的资源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没有及时地对自身的资金结构、市场结构等加以调整，这样，外部世界的动荡和风险往往严重地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一些拉美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就一直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这和它们外资结构不合理、又没有适时地进行调整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过分单一，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过大，国际市场一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受到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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