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微观上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几乎没有多少人怀疑我国正处于一个持续高速增长期，但却有相当多的人在质疑我国将怎样实现这一高速增长，或者说以怎样的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此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自身能否支付得起这种发展成本？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高速，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不断扩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成本低带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竞争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优势。这种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扩张带来的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将导致泡沫经济。亚洲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5]5。所以，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增长是否真正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效率提高的根本在于创新，提高创新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的制度方式和技术方式等方面的转变。

首先，从体制改革中寻求增长的动力和效率。这既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经济正处在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双重转轨过程中，就发展模式的转轨而言，我们正从传统经济向新兴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转型。就体制模式的转轨而言，我们正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伴随市场化的深入和完善，资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行政计划体制转入市场竞争体制，其竞争性的效率是不断提高的，从要素效率来看，依我国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生产函数中，若引入市场化（非国有化）率指标为变量，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化越深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要素效率的提高作用越显著。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是增大要素投入量的结果，同时也是要素效率提高的结果[6] 。从结构效率来看，市场化的深入使资源配置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日益从低效率部门转向相对高效率的部门，这种产业结构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这种体制性推动的结构演变产生的效率，甚至超过技术进步对增长效率的贡献。只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全要素效率内部，市场化进程带来的体制性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的比例关系才发生新的变化，体制性效率的提升趋于稳定，而净技术进步对增长效率的贡献上升速度逐渐加快。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速度的平稳，经济增长全要素效率提升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另一方也说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竞争秩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提升有着巨大空间，因为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转轨的经济体，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目标尚有很长的路。[7]在新时期深化市场化进程本身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历史特点，一是改革的重点从商品市场化逐渐转为要素市场化。改革开放到目前，我国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基本实现，绝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已由市场定价，但我国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可以说尚处于发育初期，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发育尚极其不足，无论是各类要素市场的竞争主体机制（产权制度）还是要素市场的竞争交易机制（价格制度）都还处在构建中，且不同的要素市场发育在总体水平不高的基础上存在着极不均衡的状况。二是改革的难点从构建市场体系逐渐转移至构建市场秩序，或者说从扩张市场作用空间（市场化的数量方面）逐渐转向完善市场秩序（市场化的质量方面），包括市场竞争的内在秩序，即：竞争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制度——回答“谁在竞争?”的问题）；竞争的交易程序（价格决定制度——回答“怎样竞争？”的问题）。也包括市场竞争的外在秩序，即：市场竞争的法制秩序（从法制上以公正保护市场内在竞争秩序）；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从道德上以诚信弘扬市场内在竞争秩序）。如果说市场经济在规模和数量建设方面存在极限，毕竟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社会，那麽市场经济在质量和效率建设上将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有着关键的作用。

其次，从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改进中寻求技术创新的能力提升。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企业，而不应当是政府，尽管政府在技术创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企业为行为主体实现创新，运用的经济机制应当主要是市场体制而不是行政计划体制，尽管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可或缺。这就要努力改进产业组织状况和市场结构，以提高市场竞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效率。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处理的根本问题是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的命题，对于技术创新来说，重要的一点便在于合理构建企业规模，同时努力提高竞争的充分性。一般来说，重大的战略性和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大企业。因为只有大企业，尤其是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不仅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创新，而且能将高研发的高投入风险尽可能广泛地分散，其单位产出均摊的创新风险成本越低，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便越强，而技术创新最为关键的恰在于如何化解其中的高风险。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固然不可缺少，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多地是个别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或局部技术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虽具有更灵活的学习和借鉴能力，但总的来说其创新力往往与单一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相联系，难以持续。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大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使企业具有普遍的规模经济，同时又在市场结构上支持企业创新力的提高，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培育具有创新力的大企业，关键在于如何使国有企业真正具备现代企业制度和行为特征。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在于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尤以央企为主，因此，如果说重大战略性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大企业，那麽，在我国便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所需运用的机制又首先是市场竞争机制，而不是政府行政机制，那麽，在我国依靠大企业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便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如何使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进而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政企分离问题，公司治理问题等等，便成为约束企业技术创新力的重要内在制度因素。从外部竞争环境来讲，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结构，使国有大企业面临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压力，而不是在垄断条件下，特别是借助于市场力量和行政双重作用形成的垄断条件下进入。显然，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十分艰难，而且独具中国特殊性，但正是这种独具中国特性的问题的处理，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力提升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