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宏观上经济调控方式的变化

可持续增长需要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中寻求增长均衡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不断发生变化。在1998年之前，失衡的基本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曾经发生过三次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即1984年底至1985年春，1988年夏秋之际，1994年至1995年，这三次较严重的通胀每次发生的诱因不同，但总的背景是需求大于供给的失衡方向下发生的。从1998年下半年之后，我国经济总量失衡方向转变为需求相对不足，直至2002年，我国经济甚至出现了三年之久的“通缩”，物价上涨率在2%以下。宏观经济政策也由以前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性政策。自2003年起直至2007年我国进入一轮高速增长，每年增长率均在二位数以上，年均增长10.6%左右，而且通货膨胀也很温和，但其中发生的总量失衡具有新特点。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了反方向的失衡，即投资领域需求过热，而在消费领域需求不足，特别是工业消费品和产能过剩严重。相应地采取了淡化总量政策而强化“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性政策。2008年则是我国宏观失衡变化最为迅速和复杂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从年初的紧缩转为年末的扩张，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到目前我国宏观总量失衡状况更为复杂，“滞胀”可能性增大。从需求方面看，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可能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刺激需求，拉动增长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也可能冲击物价，加剧通胀，关键在于这两方面的效应哪方面更显著，如果拉动物价的效应在强度上超过拉动增长的效应，在时间上抢在了有效拉动增长之前，就有可能产生“滞胀”。从供给方面看，30多年的平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也可能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对各类要素的需求，提高包括土地、能源、资源、人工等要素的价格，提高国民经济的成本，如果提高效率的效应落后于成本提高的速度，物价上涨则在更大程度上由需求拉动转为成本推动，也可能产生“滞胀”。事实上我国经济现阶段，无论是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均存在两个车轮赛跑的状况。

我国总量失衡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一是总需求中的内需与外需结构失衡，出口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过大。据测算，现阶段我国出口需求增长10个百分点，大体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2003-2007年我国年均出口需求增长率在26%左右，大体上每年拉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经过危机冲击。由于全球2009年进入战后首次负增长，我国出口需求增长率为-17%左右，相应地拉动经济增长率为-1.7个百分点，前后比较由于出口增长率的变化，使我国经济增长发生4-3个百分点的波动，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性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程度过高，与大国的基本内向型经济要求（即投入和产出绝大部分依靠国内市场）不相符。二是在内需结构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保持在13.5%以上，2003年以来，更是从未低于24%，有些年份甚至超过30%，尽管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促使投资需求相对其他阶段更快些，但是长期大幅度高速增长使国民经济产生深刻的结构性扭曲，不仅严重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使国民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受到严重削弱。据测算，在现阶段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30% 后，消费需求便会出现相应的负增长，而且与世界一般水平比，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世界趋势是其中7个百分点左右是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增长拉动只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我国恰好相反，近7个百分点由投资需求拉动。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长期以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类社会经济主体中结构失衡，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产值增长速度相比，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滞后，近10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体上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就不能不加深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居民收入分配内部结构失衡，基尼系数自1994年以后，除个别年份（1999年）外，均超过0.40，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多年均超过0.45，2005年后基本上在0.47水平上[8]，显著超出了通常所说的警戒线。基尼系数的提高表明高收入阶层收入提高更快，收入差距扩大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导致内需不足。因此，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公平目标，同时影响效率目标。四是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率虽然已进入加速期（30%-70%间为城市化加速期），但总体水平不高，仅在47%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且其中把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工也计入城市化人口，但其真正的生活方式和福利保障水平与市民仍存在显著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在城市化率低的同时，城乡差距大。据统计，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大体相当城市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的30%，或者说3个多农村人口的收入才抵得上一个城市人口的收入，考虑到农村农户的生产性质和农业生产投资性支出，就消费力而言，至少4个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消费力才抵得上一个城市人口。而我国13亿多的总人口中，有超过50%的是作为农村人口存在，导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动力主要依靠不足50%的城市居民支持，这是需求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五是产业结构失衡，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间存在严重的结构矛盾。我国的工业化率按当代国际标准，已到达工业化中后期，而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比重预计到今年年底可望达到43.3%左右（十一五规划目标），显著低于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结构性吸纳能力。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第一产业大规模转移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伴随着内部结构朝着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演变，同样的增长率能够带来的就业增长弹性越来越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加速发展实现充分就业，不仅要不断加快第二产业的发展，加剧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而且单位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就业增长机会不断减少，难以形成充分就业，反而可能陷入“滞胀”。因而产业结构上的这种失衡不仅加剧着各方面的矛盾，而且严重困扰着均衡增长目标的实现。还可以寻找其他方面的结构性失衡，但上述5个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对我国现阶段的均衡和持续增长已经构成较为突出的影响。

要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必须努力改变宏观调控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与我国市场化进程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市场规模构建转为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化进程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从国有企业改革转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相应地，现阶段我国制度创新的关键集中在三大制度创新上，一是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财税结构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等。没有这三方面关键制度的创新，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方式改变和调控效率的提升，都面临严重的障碍。

就实现宏观调控具体的方法而言，依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可以也应当注重强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总需求管理无论是运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其需求效应均具有短期显著性。因而，货币、财政、汇率政策的供给效应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减税）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可以带来降低成本的供给效应；紧缩型货币政策（加息）在紧缩需求的同时，也可能促使企业和项目提高赢利能力和竞争性效率的供给效果；人民币升值，在紧缩出口需求的同时，也会带来进口价格下降进而降低相应成本的供给效应。事实上宏观政策的供给效应显然长期才能显现，但其作用往往具有根本性。对于我国来说，由于特殊的体制转轨特征和后发优势的存在，在实施供给管理上更具可能和必要。首先制定和实施较为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其次，制定和实施较为明确的区域结构政策，包括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明确区域性增长极；其三，制定和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政策，包括技术、产品、制度、市场等多方面的创新；其四，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提高人力资本的比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五，制定和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降低社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的长期发展政策，等等。[9]

当然，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方法上协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条件作保障，即必须在深化市场化进程并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地引入政府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前提，总需求管理便成为不可能。同时，总供给管理也极可能演变为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因为，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相对于总需求管理而言毕竟更直接地作用于企业和劳动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