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优势

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工业化率显示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即工业化尚未完成，但已进入由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向重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革命深化的阶段。据测算，我国京、沪、津三个城市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工业化率达100%），其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已进入后期（工业化率一般在70%以上）,而西部部分落后地区工业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工业化率一般在50%以下，甚至有的地区仅为30%左右），其他地区则在工业化中期。全国加权平均所得工业化率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4]。从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是高速增长期，这一高速增长期的长短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但一般说来，越是大国这一时期相对越长，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更艰巨；越是先发展的国家这一时期相对越久，因为缺少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相当于国际社会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一系列目标，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当于国际社会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在未来10-20年里在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前后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的中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均具有较高的增长动力，若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红利”，这种需求动力就更为强劲。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成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 其次，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2009年世界首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而我国城市化率仅为46%略强。同时，我国这46%的城市化中还包含1亿多进城民工，而进城民工虽然离开农村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并以务工收入为生进城，但其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水平与真正的市民有很大差距，这表明我国城市化率不仅规模低，而且质量水平也不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城市化率水平低的同时，城乡差距悬殊。从收入水平上看，据统计我国目前平均每个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而农村居民家庭同时又是生产者，其收入能够用于消费的部分就更少。据估算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不到市民平均水平的1/4。换句话说，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以上的人口大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不到总人口50%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拉动，而50%以上的人口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不能不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严重扭曲，其可持续性受到极大的局限。因此，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进程，已进入加速期，一般说来，城市化率达到30%-70%之间是加速发展时期。我国不仅城市化规模提升空间巨大，而且城市化质量改善的空间更大，在改善和完备现代城市的功能过程中，必然要求在体制上加快市场化，很难想象脱离较完备的市场机制能够发展起现代城市，现代城市是市场机制功能上的集合；必然要求在产业结构上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现代工业制造业基础上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果说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决定了城市的规模，那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主要决定着现代城市的质量；等等。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都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条件，因此，城市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不仅使更多的农村人口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现代生活，从而创作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而且使经济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从传统方式转入现代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这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

其三，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既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低的表现，同时也是支持我国可以更持续地保持高速增长的因素。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上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如果说以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推动力，那麽伴随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增长拐点（比如通常所说的当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后），西部和中部却可能恰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外，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着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着经济增长的效率。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先后批复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天津滨海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陕甘关中——天水经济区、黄河三角洲、中国图门江区域、横琴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海南旅游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江苏沿海城市带、辽宁沿海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等20多个国家级地方发展区域战略规划，这种区域性增长极的批次涌现不仅提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均衡性，而且推动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