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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方法与国际主要同类评级方法的比较
目前世界上从事国家信用评级的机构主要有三家，分别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标准普尔金融服务公司和惠誉评级公司。三家评级机构都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各自的评价思路，但是它们的评级方法和操作体系与大公国家信用评级中的国家管理能力分析有本质的差异。
穆迪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分析属于四个一级要素之一，称为“制度实力”，与“经济实力”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国家经济弹性的判断，经济弹性是其三步分析法的第一步。标普和惠誉均将相关内容称作“政治风险”，其中标普将其作为主权评级方法中九个一级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认为通常来说政治风险是主权风险分析的核心。惠誉将其放在经济的结构特征因素下分析。
三家评级机构对该分析要素的名称和地位在认识上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评级方法和操作体系则十分相似。从评级方法上看，三家评级机构都认为重要的制度或政府治理特征是：政治稳定、尊重产权、政府行动高效、具有可预见性、政策透明度高、权力分立、政治认同度高。反面的情况是政治决策过程高度集中、政治参与度低、不够透明。为此标普举出的正面典型是大多数欧盟国家，穆迪认为恰当的例子是加入欧盟使中东欧国家政府治理水平显著提高；从操作体系上看，穆迪和惠誉明确提出主要依据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作为评价依据。
大公认为，三家信用评级机构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察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在评级方法上，主要以西方的政治理念作为评价各国政府执政能力的标准。
无论从三家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中，还是从国家信用评级报告中，都能够察觉到西方的政治理念左右着它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判断。它们并不将一国政府的宏观战略如何作为判断其执政水平的主要依据，而是衡量该国政府的治理水平是否达到了某种标准。这种标准的主要特征源于西方对于民主与法治的理解和这种思想在实践层面的表现：政治参与度高、三权分立、政治透明度高等。它们的逻辑是：只有达到这种治理水平的国家才具有高度的制度实力或很低的政治风险，从而能够保障经济稳定增长，提高国家信用。
然而实证研究表明，贫穷国家经济体系的缺陷，经济发展的失败本身并不是因为政府不够民主、缺乏透明度和产权保护；经济绩效长期优秀的国家也并非都是有着公众参与度高、透明等特征的政府，而是因为政府制定了符合本国实际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并通过有效的手段保证战略的实现。为此我们举出若干实例为证。
拉美国家在一战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在政府的保护和干预下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到1980年拉美主要国家的工业已经普遍达到较高水平。1933-1980年巴西和墨西哥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6.3%和6.4%，而在1983年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增长率则明显下降，1981-2000年巴西为2.1%，墨西哥为2.7%。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制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并通过政府的强力控制有计划地组织本国的经济发展，1960-1990年间韩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0%，
中国台湾为5.7%，新加坡为5.3%。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都没有实行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政治的参与度、透明度等都不显著，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国家的政府制定了恰当的发展战略并通过有效的措施促进战略的实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管理能力是得到了事实证明的。
有鉴于此，大公的国家管理能力分析摒弃了依据某种形而上学的标准对政府执政能力做出判断的做法，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一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究竟是什么，政府的治理水平、国家的安全状况和国际关系等内外因素、主客观因素能否保障其实现，并根据战略执行的实际效果最终对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做出判断；而非偏离这个中心，单纯考察一国政府的民主化程度、透明度、产权保护和法治等，即使拥有这些指标的国家，如果政府的发展战略出现偏差或无法实现也难以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
第二，在操作层面，过分依赖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作为判断依据。
研究表明，三家评级机构对各国国家信用评级结果的判断与世界银行治理指数的高低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利用数量化之后的信用级别，我们分别计算了世行治理指数的六个指标与穆迪国家信用级别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六个指标与穆迪国家信用级别的相关性分别为公众参与和责任制达到0.536、政治稳定达到0.653、政府效率达到0.878、监管质量达到0.861、法治达到0.869、腐败控制达到0.823，综合指标与穆迪国家评级的相关性为0.854。由于标普和惠誉确定的国家信用级别与穆迪差异不大，其与世行治理指数的相关性也很强。
世行治理指数自1996年发布以来就受到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抨击，批评主要针对指标设计和数据来源两个方面。在指标设计方面，世行的指标主要反映了西方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政府治理的理解；在数据来源方面，绝大多数一手数据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各类机构，如经合组织、自由之屋、环球透视、经济学家情报社、盖洛普世界调查、透明国际、无国界新闻工作者组织、世界银行，甚至是发达国家政府的官方机构，如美国国务院和法国政府。
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无论从指标设计和数据来源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作为资信评级机构，脱离从国家偿债能力的角度针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独立分析，一味依赖第三方的某种排名，其评级结果的公信力自然会受到市场的质疑。
大公的国家信用评级方法认识到任何其他机构提出的指数都不是从国家评级的角度做出的设计，单纯地加以引进并将其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会存在理念和方法上无法兼容的问题，从而降低评级质量。因此放弃了简单拿来某种指数作为国家管理能力主要判断依据的做法，而是对国家管理能力采取了综合定性分析的方法，特别强调要针对各国国情的不同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采取辨证的方法对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给出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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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管理能力在大公国家信用评级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