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钦（Armen A. 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听风声如雷贯耳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布鲁纳（K. Brunner）﹑阿尔钦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阿尔钦的事。他们对阿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阿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阿尔钦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阿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阿尔钦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阿尔钦到了斯坦福大学做客座教授。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 E. Baldwin）选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 Mil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阿尔钦，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萨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那时阿尔钦在斯坦福，而在座听众都知道萨氏指的是什么与谁。
    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旁听就成了习惯。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我当然特别关心。在阿尔钦回加大之前，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后者毕业于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金融学，赫氏是开山鼻祖。（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阿尔钦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赫氏停下来，把讲义推开，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阿尔钦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阿尔钦。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在研讨中，阿尔钦提出一个观点，愚蠢得难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很多人向他解释，但他老是不明白，坚持己见。我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过了好一会，我见他耽搁时间，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殊不知说到一半，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只有他才是对的。”
    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你与阿尔钦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广博，他的范围比较狭窄，但如无底深潭。”于今想来，这是识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话。
    以上是我遇到阿尔钦之前，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听到阿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我硕士的成绩好，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师于弗里德曼门下，但听到阿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但因为要先上阿氏的课，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就改迟了一年。好些同学有意避去阿氏的试题，但有几位却像我一样，明知困难而为之。可以说，在听阿氏的课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称石头量度武断

    一九六三年初，我开始旁听阿尔钦的课。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也不准答话。在大学上课，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但总带着几张纸，装模作样地画点什么。阿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专心聆听，一早就走进课室，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坐着，如临大敌。
    第一课，课室坐满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大部分是旁听生。铃声一响，阿尔钦进入课室，鸦雀无声。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见他长得高瘦，头发有点斑白，领带打得走了样，西服陈旧，但还算清洁。他向窗外望，笑了几下。“哈，这么多人！我敢打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我想，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没有学生回应。他好像有点尴尬，继续说：“我从来不备课，没有讲义。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天天想，想了那么多年，是不用准备的吧。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解释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你们就会麻烦我。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只有这一份，你们影印后要还我。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你们可以不读。”这样，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跟着大家君子协定，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我们都听说阿尔钦对一般读物看不上眼，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秘籍无疑也。
    就这样，他开始讲课了。他说：“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响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阿氏已匆匆离去。这是第一课。
    每星期三课，每课五十分钟，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都找不到办法。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显然，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过了不久，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阿氏在课室上所说过的话，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和有什么含义。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后来维持了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运用，大有所获。
    一位老一辈的，在几年前上过阿尔钦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见我们在“石头”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便安慰我们，说阿氏教统计，从头到尾都在谈赌马，最后大家从赌马中学得统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赌马显然与统计有关，但石头呢？难道我们要胡里胡涂地在石头的问题上花一个学期？
    第五个星期，阿氏进课室时满面笑容，欣然自得，问：“你们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答曰：“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他于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断的事，是武断而又有系统地将数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着谈到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功用理论运作的基本条件，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经济与科学扯不上关系，等等。在五十分钟内，他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使我听得呆了。其见解的精辟，其逻辑的紧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古人说的“学究天人”会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说阿氏学究天人，本来不错，但他那样淡然处之，不渲不染，对重点的刻画挥洒自如，使我觉得他在学问上的深度，我也有机会达到。从那天起，在敬佩阿氏之余，我有了自信。假若没有经过那四个星期去想石头的如何量度，我不会在五十分钟之内被阿氏说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对福利经济很感兴趣，下过不少工夫，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经济的问题。
    学期很快过去了。阿尔钦明显地错了一点：他推断学生人数会减少一半，结果并非如此。选修也好﹑旁听也好，到学期结束时，课室还是满满的。后来有人说，有我们那个小组坐镇，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

    交易费用看货币

    第二个学期，阿尔钦一进课室就问：“什么是货币？”这是经济学幼儿班的问题，任何学生都知道答案。但问题由阿尔钦提出，大家都知道课本上的答案不管用，无谓自取其“辱”，所以没有谁敢回答半句。阿氏把问题重复，到最后，有一位同学终于大胆地反问了：“什么是货币？”
    “为什么马铃薯不是货币？所有的书本都说马铃薯可以是货币，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社会以马铃薯作货币呢？”他继续发问。这一提点，聪明的选修同学们就有很多意见了。其中有几个表现很不俗的，都读过施蒂格勒（G. J. Stigler）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关于讯息费用与价格差异的文章（后来施氏因该文而获诺贝尔奖），所以立刻从马铃薯携带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问题上谈到价格差异的问题。如是者搞了三个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写写抹抹，为的是证明货币之所以为货币，是由于买卖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小。可惜完满的答案始终得不到。若干年后，阿氏发表了《什么是货币？》，其答案还是有待商榷的。

    浅得大家不知道

    阿尔钦的教学方法自成一家，要学也学不来。他对课程不整理，讲解时没有大纲，题材与科目不一定有关系，而他提出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往往没有答案。他的本领是提出新的角度来，诱发学生对明显不过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敢肯定自以为“知道”的，再浅显的答案我们也要再次地想，一层层地想下去。他教我们不要放过一个术语的任何意义，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行为。他很随和，说话不多，对自己不认可的理论或观点，他很少痛下批评，在课室上只是轻轻摆手，微微一笑，大家便会意了。对他稍为首肯的文章，我们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找。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每一成见，经过他提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阿尔钦所提出的问题都很浅白，像小孩子发问一样。几年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施蒂格勒。他不知我是谁，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他说：“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阿尔钦教出来的人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亲热地带着我介绍给其它的长辈。
    在某方面说，阿尔钦对学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听生发问，在办公室里往往不接见学生。然而，学生们提起他不仅敬重，而且对他很喜爱。这显然是因为，除了不肯给学生多点时间之外，他与任何学生对话都平起平坐，对每个学生的观点他都客观地衡量，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压”其上。给他有力的分析“战”败了的学生，会觉得自己跟阿尔钦交过手，纵然惨败也觉得有所收获，且有舒适感。任何辩论，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刻意维护。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谁对谁错于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学说，他是个做梦者，跟他对话仿佛感觉到梦的回应。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个忘我的脑子对话。
    在课室上，我只有一次见过阿尔钦使一个学生难以下台。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学生回答后，他问：“要跟我打赌吗？”学生说：“我不是赌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对你一元呢，你赌不赌？”“那么我赌。”“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是赌徒吗？”学生无言以对。哄堂大笑之后，阿氏抱歉地解释：“不要说‘不赌’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下赌注，几分钟以后的事没有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决定做什么就是一个赌注了。到市场付钱买鸡蛋，我们不能肯定鸡蛋不是坏的，所以买鸡蛋也是下赌注。”话题打开，他又转到投资与风险的问题上，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当年，斯坦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阿尔钦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阿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阿尔钦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拍案而起了。
    思想来去无踪，连大纲也没有的教学方法，虽然同学们都很欣赏，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只适宜于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学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这观点，后来证明是错了。我离开加大多年后，阿氏转为专教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据说听课的学生数以百计，站着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并且，阿氏被年轻的学生选为最佳教授。后来遇到阿尔钦，我问及此事，他很开心，津津乐道，说年轻的学生能协助他维持灵活的思考，也使他更能明白教学的方法。

    孺子可教入室去

    旁听生不能发问——我是不甘于接受这一事实的。我知道从课室到阿尔钦的办公室要走几分钟路，于是就打这几分钟路的主意。第三个学期，我选了近门的座位，下课的铃声一响，我随即冲出去，在他身旁一边走一边提出我已准备好的问题。他的响应，是问我有否读过某些有关的文章。我说没有，他就不再多说，急步而去了。
    这样，他逼使我在发问之前，先作充分的准备。一想到不懂的难题，我就到图书馆搜集有关的数据，通宵达旦地翻阅，将题目改了又改，发觉尚有不明之处才去问他。他反问有关的读物时，我对答如流，指出每篇文章的缺点，他于是点点头，打开办公室的门，请我进去。由于我对问题下过工夫，无事不登三宝殿，他通常不容易解答我的“质疑”，坐下来想想就总得花一小段时间了。后来我可以在其它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使不少同学羡慕。
    有一些问题，我曾与阿尔钦研讨过很多次，也有一些直至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的。这些问题都很浅。什么是失业？实质利率从何量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为什么买卖双方会讨价还价？为什么香港房地产经纪的佣金比美国的低那么多？为什么在日本的餐室，顾客不给小费？……这些浅题目，在经济学上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了一个可取的答案，就可以一般化，推展到很多其它的事情上去。即使今天，任何人能逻辑井然地解答两三个这样的问题，就可见经传了。

    佃农理论被赏识

    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写论文，导师当然选阿尔钦与赫舒拉发。每选一个题目，他们都很高兴，但由于资料不足，自己知难而退。题目于是一改再改，改了好几次后，他们对我有点失望了。六五年夏天，我决定暂时抛开论文，从事摄影六个月。六六年初卷土重来，过了几个月钻图书馆的生涯，在该年四月决定了论文的题目：《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苦思三日，写下了十一页纸。那时我在加州的长滩大学任教职，将这十一页初稿寄到加大去，他们定了集会研讨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五时开会。该日赴加大之会，只见很多教授都在座。我还未发言，他们读到我稿上第一页所作的六个结论，一致认为我全盘错了。我不知从何说起，而他们大家开始争论，一争就花了个把小时，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管那第一页，让我由第二页说起。
    第二页花了三个小时，每一句我都要答辩，详加解释，而在座诸君又互相争论不休，真是一塌糊涂。直到晚上快十时了，阿尔钦看手表，跑了，其它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余下来的只有E. Thompson一人，继续和我争论。他是经济学行内的一个怪杰，是个天才，但我无心恋战。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多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啼笑皆非，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十一时，我心情沉重，到加大邻近的餐室去吃点东西，呆坐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我是否应将题目放弃。他惊愕地回答：“为什么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在驾车回长滩的路上，我是兴奋的。我隐约地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我“击中”了一些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佃农理论在我之前已有二百年的发展了。我完全没有考查过前贤之见，只以为要解释农业经济，应有一个佃农理论，就自创了出来，殊不知其结论与传统的相反。
    早上回到长滩大学办公室，知道阿尔钦曾给我电话，我立刻挂回一个给他。他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不用再来，等我在研讨班上跟学生讨论之后才决定好了。”此后，每隔几天，关心的同学就给我通报，说他们找不到什么错处。三个星期过去了，阿尔钦给我电话，简单地说：“你可以正式动笔了；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我说：“一年够了吧。”“通常不够，你不妨试试看。”
    论文写不到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通知，给我一个奖金，要我到那里去。我于是不到一年就将论文赶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玛（E. Domar）教授将我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大的约翰逊（D. G. Johnson）教授的。约翰逊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他确有大将之风，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舒拉发催我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我见论文尚未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期限，赫氏还在问我的申请信寄出没有，就姑且照办了。两天后就收到芝大的电报。原来他们只看一章就定了奖，但要等我的申请信。
    那一章，差不多不是我写的！

    带我到学问深处

    听到阿尔钦准许我正式执笔写论文，兴奋之极。当时我在长滩大学任教的工作很沉重，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同事德沃夏克（E. Dvorak，是目前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认为我的论文可大可小，替我紧张起来，在校内任何事情都维护着我，给我很多方便。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再三修改才完成了第一章，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大约四十页，寄了给赫舒拉发与阿尔钦。过了一个星期，约定时间，就到加大去见他们。
    赫氏一见我面就大加赞赏，把文稿交回给我，只见他修改了几处，提出了一些问题。跟着，我兴高采烈地去找阿尔钦，他没有说什么，只把文稿交还给我。我一看，几乎哭了出来。阿氏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作了修改，提出质疑，每页上满满的都是他的字迹，差不多把我稿上的“打”字完全遮盖住了。在整章中，我的每一句他都不放过！
    我望着他呆了一阵，说：“我已经修改过好几次的呀！”“那算得什么，我那篇关于功用的文章修改了不下二十次。”我很失望，转身就跑。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细读阿氏的每一个质疑，每一处修改，愈看愈心惊，愈看愈佩服。我将他提出的每一点，经过深思后，反复地考虑﹑“化解”，直到我消化了他的最后一个评语，觉得自己在学识上似乎升了一级，判若两人。一看手表，十七个小时过去了。我想起昨天在阿氏面前的失态，实在尴尬。于是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抱歉昨天对你没有礼貌。回家后我用了十七个小时细读你的评语，才知道山外有山。我答应你将尽力而为，相信《理论》这一章的第二稿会有进步。”

    对好学生要苛求

    一个月后，阿尔钦看了该章的第二稿，叫我去见他。这次他显得很高兴，将那修改得很少的文稿交还给我。我坐在那里时，他站起来，望着窗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苛求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读了你的第二稿，将来替你写介绍信时我可以说，你懂得怎样写明朗的文章。”
    是的，我是从阿尔钦那里学到写明朗的文章。这法门说来甚易：只要有一篇比较深入的﹑几十页的分析文字写得清楚，以后写任何文章都显得清楚了！困难是，学写的人要找到一个像阿尔钦那样的高手，肯不厌其详地替你密密麻麻地下评语——这种际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赫舒拉发与阿尔钦的指导下写论文，一年之中我学习到的，比此前在研究院的几年还要多。上课﹑读书﹑研讨﹑考试等都是学习，但没有机会运用。学而不用，自己所学的怎样明白也不能真正地登堂入室。用上了，才会知道哪些理论其妙无穷﹑得心应手，哪些理论中看不中用。用得多了，就可将五花八门﹑复杂无比的理论简化。真的，在今天，我听任何经济学者的学术讲话，单看他理论的简单程度与正确性如何，就可以很快地知道他有没有老老实实地对理论的运用下过工夫。我跟老师们学写论文最大的收获，并非理论那一章，而是后来怎样去运用它。

    卸责处理有分歧

    一九六八年，阿尔钦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年。那时我刚好在芝大，与他有更多的倾谈机会了。某天午餐上谈到一个问题，使我们后来在交易费用与公司组织这个重要的题材上意见分歧。我当时举出下述的例子。假若有两个人要搬运石头下山，各自搬运的话，则每人每次可搬五十磅，加起来是一百磅。但假若二人合作，一起搬运，每次可搬一百二十磅。问题是，二人合作，每人试将一部分重量转移到对方那里去，所以结果会少于一百二十磅。然而，若合作中大家的“卸责”行为使重量低于一百磅，那么他们就会不合作，宁可各自搬运。因此，合作搬运的重量必定是在一百磅与一百二十磅之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合作搬运的重量从何而定呢？这也是说，哪些局限条件能使我们求出合作的均衡点？
    这个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答案。后来阿尔钦从合作增产与卸责行为的角度，与德姆塞茨（H. Demsetz）在一九七二年联合发表了关于公司组织与经理监管的理论。今天在经济学报上触目皆是的“经理”理论文章，大都是由他们的大作触发而写成的。我和科斯（R. H. Coase）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以“卸责”为要点是走入歧途。我自己以不同合约的选择来处理同一个问题，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
    从影响与普及那方面看，目前阿氏（合写）之作比我的强得多。这可能因为他们的文章比我的早出十一年，先拔头筹。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卸责”这个概念有什么用。人当然会卸责，但这只不过是自私行为中的某种表现而已。说人自私，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吗？

    产权之父不介意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个问题上，科斯与阿尔钦的贡献是应获诺贝尔奖的。阿氏虽被称为“产权理论之父”，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课室上的口述传统，以及他的学生或朋友把他说过的观点写出来成为文章。他自己当年在产权理论上较少动笔，看来大概是因为科斯在一九六○年奇兵突出，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之作，过不了几年，“科斯定律”就有口皆碑了。阿尔钦很大方，对科斯的鸿文极力赞扬，要学生们一读再读。
    科斯获诺贝尔奖的机会比阿尔钦高。阿氏不介于怀，直言科斯获奖比他更加值得。这一点，他的学生是不会同意的。

    失败后卷土重来

    好些朋友要求我写下我求学的事。这可不是因为我书读得好，在学术上有些成就，而是这些朋友知道我在中小学时一败涂地，连升级也有困难。不少人的学术成就比我大得多，但人们对他们的求学经历却没有那样感兴趣。我想，上述的一些朋友有子女，其中有些子女读书不成，或平平无奇，或朋友本身也想知道求学之道，所以就想到我这边来吧。关于求学之道，曾经失败过的人，真的可能比那些从小就考第一的或成绩特优的知道多一点。单知成功，不知失败，对求学的认识似乎没有那么全面。
    由于我的经历较为独特，朋友向我问求学之道，应该比问我买什么股票高明得多。一九八四年我为此发表了《读书的方法》与《思考的方法》，很多学生阅读。但朋友们还说写得不够，要我将自已屡败屡战的经历写出来，公之于世。这差不多要我写自传了，那不成。折衷的办法，是写一些阿尔钦和我的有关师生发展的经历，但因为公余时间无多，我只能草草下笔，简略地说了一些。
    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认为一个青年是否读书之材，在二十五岁之前难以肯定。我二十三岁才算认真开始读书，七年之后就获得长滩大学的最佳教授奖，但在二十三岁之前，没有谁会说我是读书的材料。不要以为我是个例外。我起码见过四个中学时读书不成的学生，到了大学突飞猛进，变得神乎其技！我的一个姨甥，在香港的中学读得还不错，但进不了香港的大学，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国跟我一起，教了他一点法门，只六年就拿到了博士，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也不要以为美国的大学容易读，比不上香港的。香港与美国学术水平之差别，是毋庸细说的。
    除了一些天生下来脑子有缺陷的青年——这些人少之又少，或是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不说外，我们实在不能对任何一个青年下什么读书前途的定论。父母的“家教”，朋友的影响，社会某种气氛的感染，老师的墨守成规，考试的心理威胁，学校的教育制度——这一切，对学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比学生本身的往往不知大多少倍）。数之不尽的天才被抹杀了。求学要有所成——甚至有大成——是用不着什么天才的。智商高低与学问深浅的关系不大明显，而除了量度低能儿童外，智商本身不代表什么。
    我少年时在香港及内地读书不成，但其它环境却打下了我后来求学的基础。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里人没有时间管我，让我有很多独自思想的机会。抗战期间逃难，在广西一带虽然生活艰苦，但见到很多不同的事，培养了我的好奇﹑求知的兴趣。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打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对的……这些“三山五岳”的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在佛山华英小学读书不成，但有一位吕老师；在湾仔书院不成，但有一位郭老师；在皇仁中学不成，但有一位黄老师——这些老师没有教我什么，但他们没有见我成绩不好而看低我。这使我对自己有了自信。
    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脑子灵活，有自信——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得多了。我先到多伦多去补修一些大学预科，其实主要是学英文。语言不能速成，无话可说。一旦语言足可应付，整个中学的什么历史呀，地理呀，数学呀，一发劲，只不过是几个星期的工夫。
    以上都是不太难办到的事。比较难的有两点。第一就是求学要有所成，跟做任何事一样，都要下一点决心。对读书毫无兴趣的，须有决心认真读它一两年，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我在多伦多时，某夜躺在床上想着什么，突然决定试一试：究竟真正地读书是怎样的一回事。跟着到了加大，读了两年后，产生兴趣，就不用管什么决心不决心了。在我来说，开始时所需的一点决心，可以招之即至，但有些人可能难以办到。所以我曾经说过，求学与不求学只不过是一念之间。
    第二点——最后一点——是最难的了。求学要遇到明师。我屡遇明师，你说奇不奇？阿尔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位罢了。
    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建议和鼓励。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希望师以徒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