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日前在国家外国专家局主办的“国际人才高峰论坛”上作“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演讲时，炮轰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指出文理分科导致了我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建议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取消高中与高考文理分科的论证。(11月30日《广州日报》)

    这已经不是教育专家朱永新第一次炮轰文理分科了，2005年他曾专门撰写政协提案，指出高中与高考文理分科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严重制约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这也不是朱永新的一家之言，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亦指出“中国的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相脱离，是个顽症；中国可能到了要好好解决中学分科的问题了”。著名教育家杨叔子院士说:“现在每个学校都实行文理分科，其实这对培养学生的素质并不好，应该主张文理兼修。”
    更具比较意义和启示价值的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谢尔登·格拉肖博士，作为一名物理专业学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意识到，一个文明人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知识，便反过来学习文学，让他终身受益。他认为:“对中国来说，不需要过早分科，这很重要。工科的学生不能只懂工科，却不懂本国的历史文化。”据介绍，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都不分科，大学生必须学习哲学和历史，一半时间学习专业，另一半时间学习与本专业无关的学科。
    从理论探讨转到现实变革，山东省教育厅今年初宣布，三年之后，即2011年开始将在真正意义上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准确地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第一次高校院系大调整、并由高考所导向的文理分科，确乎到了一个历史拐点。在我看来，讨论文理分科是否取消，绕不开教育的社会功能定位问题。如果说建国之初以及1977年恢复高考时，国内教育规模尚处弱小阶段，百业待兴的社会经济形势亟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文理分科教育模式，来提速培养“专门人才”；那么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进入大众化普及阶段后，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就需要向培养现代公民的方向转移。更宽泛一些看，教育的终极目的应然且必然是培养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社会公民。事实上，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三全教育”理论(其中之一即为全面教育)，以及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致力的全面发展，都基于其时的社会背景，而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发展促进价值。
    “从四书五经培育不出现代哲学，从《九章算术》也培养不了现代数学家。”教育不是仅仅为了培养人的“一技之长”，而是小到一个人文化人格、大到关乎民族竞争力的承载支点。即使“术业有专攻”，也需要“闻道有先后”来相辅相成。当“学工的不懂理，更不懂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当文理分科致力于各取所长变成“各避弱点”，并由此变得越来越“瘸腿”和“单面人”，只能说文理分科的模式让教育变得越来越不完整，甚至开始“残缺”。是故，“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么做”的文理分科，确实到了重新论证的历史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