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商业中国 ——觉醒的时代》作者：俞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3月1日

　　如果把晚清“同治中兴”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渐次开始的改革与开放，可视为此运动的一个新起点与高潮。
　　在诸多看似不相关的商业事件与人物中，可抽丝剥茧出整个中国商业变迁的脉络与逻辑。在不同年代、不同舞台上闪现的“小人物”和“大事件”，串联起30年间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

　　保罗·马金迪第一次来到社会主义中国是1978年。这位路透社记者日后成名的作品将是对戴安娜王妃母亲弗朗西斯.尚德.基德夫人的采访以及对英国政坛的一些评论文章。但在1978年的时候，马金迪写的是关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一些报道。
　　马金迪是从香港来到中国内地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9点提供杜松子酒和冰镇威士忌感到满意。而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马金迪却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里，至少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马金迪对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感到好奇。进入内地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湖桥的那一刻，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相对于香港的拥挤，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最繁忙的经济特区。
　　身穿绿色军装和戴着红领章的人民解放军边防军对马金迪进行检查，但并不严格，甚至还拿着一本书当场请教马金迪英语发音。
　　列车过了罗湖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印象直接录音到了一盘录音带上。
　　列车到达的终点是广州，在那里，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年的中国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至少在马金迪眼里是如此。广州机场的一个“失物招领”的玻璃柜给马金迪留下了“中国人具有诚实精神”的印象。他还在一本《中国旅游指南》中读到，一位外国旅行者在旅馆的废纸篓里扔了一双旧鞋，但这双鞋子在他离开中国的飞机上，“回到”了他的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拾金不昧，至少当时的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外国人为什么会把旧鞋丢在废纸篓里。
　　但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却不像马金迪这样富于人文色彩。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人民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20，美国的1/30。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这十几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武汉钢铁厂在建厂初期，苏联专家撤走后，就一直自力更生。现在，它更像是一片沼泽地。应邀去武汉钢铁厂参观的日本高级技术人员在参观工厂时需要穿上高腰的胶靴。山川对此感到震惊，因为同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园式工厂里，已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不过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至少《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位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来上海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里衣料和电器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但那时叫“昼夜商店”，1978年的消费者更多地称它们为“小店”。上海市内的各个菜市场在这年夏天开始实行“电话预约定菜制”。引进自动售货机也成了一件新鲜事。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美国人对投资中国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位代表一家化学公司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说：“任何西方企业如果打算冒险把大量资本投入中国的合资公司，那简直是发疯。它们根本控制不了这些企业。”但美国一些大量进口鞋子的贸易商已经开始初步探索中国工厂的生产状况，然而中国人却并不让他们参观工厂。
　　中国正在计划开办一些轻工业品的合资企业，但香港的观察家认为，对中国的轻工业领域，西方公司大概不会像在石油钻探设备等重工业领域那样蜂拥而上，激烈竞争合资机会。事实上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和一些美国公司的初步谈判，并且希望在这些合资公司中采用国外的设备、技术和管理。
　　美国人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将会建在福建或者广东，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和这两个省的当局进行谈判。在一些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已经变得更为讲究实际了，因为中国需要技术，也需要出口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