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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八月恐慌

在这个承载着太多“勇敢无畏”的新世界中，我们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证券的第一场危机。现在讨论这场危机在经济上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为时尚早。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这场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巨大冲击。这场危机源于美国自身的信贷膨胀和金融变革。这不是外围经济的“裙带资本主义”，而是世界经济核心国的不负责任。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金融时报》, 2007年9月

我们这个时代所做的最疯狂的事情似乎就是负债，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满足。每当美国消费者要达到他们最大负债承受水平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指出，怎样利用新的、更复杂的筹资手段举债，发挥负债的杠杆作用。多年以来，我在观察负债增长的过程，经常指出，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使增加一美元，我们的负债额也会相应增长。

——杰弗瑞·萨特（Jeff Saut），雷蒙詹姆士联合会（Raymond James & Associates）首席投资战略家，2007年9月

实际上，没有人能预见到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末期重挫日本和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事实上，每一次经济形势转折之前，都有一段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时期，繁荣的景象使得众多评论家们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7年6月

很多世纪以来，8月和9月都是人们收获的季节。在这个时期宣布发动战争、庄稼减产，以及金融危机，是会臭名昭著的。关于金融危机与这段时期的联系很容易找到例证。在19世纪美国实行金本位制而又过紧的货币政策束缚下，夏末农业银行的现金需求有时候会招致金融恐慌。在美国，一位著名的编年史作家观察到，8月和9月发生的危机记录主要集中在1837年、1857年和1873年，在那时西方银行需要借助从东方流入的大量资金来支撑粮食的运输。

如果说信贷短缺反映了农业的季节性，那么后备军的缺乏也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军队总是要查看农历的。在美国革命中，乔治·华盛顿和其他的爱国指挥官们都知道，民兵会留在家里收获庄稼。甚至在1914年7月，奥匈帝国无法调动军队去迅速侵入塞尔维亚去暗杀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继承人——阿克德克·弗安兹·弗德南德（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因为在7月25日这一天，很多军队都处于农假期间。因而，原本完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占领塞尔维亚的战争，却拖延到致命的数周后大国的最后通牒、动员以及反动员——战争的炮火在八月才响起。这也最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伤亡人数高达4 000万。

当然，到了21世纪，北美以及欧洲的人们不再用农历指导大事，农历只是保留下来用于设立大型交易会和节日活动，或者人们为了能在路边摊上购买黑莓、桃子、甜玉米和苹果汁而记住它。然而，在美国，一个新的“经济季节性”——春季末和夏季是新房和成屋销售的旺季——为2007年金融市场抵押贷款和信用市场的震荡“设定了时间”。日益下降的房价让人们担心住房价格经过5年的上涨已经产生了泡沫——实际上有一个已经开始破裂；担心已经演化成恐慌——至少从大众媒体和金融市场上看是这样的，因为6月和7月的销售数据已经让销售量和价格反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几乎一年以前，公众的担心与这大不相同——伊拉克战争、共和党性丑闻以及随后被揭穿的道德面具——在2006年中期竞选中成为了主要问题，在共和党执政12年后国会的控制权再次回到民主党手中。即将不能满足美国需求的世界石油供应和巨额公债和私债，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就要大难临头了——这些虽然危险，但不会决定人们怎样竞选。

2007年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石油需求量的大量增加使得5月份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石油价格。现在“翻腾混乱”的金融市场占据了世界的中心舞台。住房回赎权取消的数据、数支对冲基金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预测将来赎回权取消和住房价格下降会更大，这些都让人们感到了害怕。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惧蔓延开来——从次级抵押贷款到资本债务极其不透明的抵押贷款证券。到8月份，担忧蔓延到急需资金的杠杆收购（融资）, 而且银行之间也不愿意借款给对方，商业票据的正常交易活动、难以估值的交易项目以前新的金融产品类型也被冻结了。这一影响扩展到了全世界。从伦敦到东京，信用市场冻结之后的信用市场呈现出了非流动性的趋向，购买者“按兵不动”——因为他们对新产品让人费解的内容了解甚少以及对隐蔽风险的警惕而表现不积极。一度受到追捧的抵押贷款证券不能被估值或者“按市价估值”，甚至也不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以前的惯例或模式估值，只能按照怀疑论者所说的“虚假估值”——这真是一个令人胆颤心惊的概念。投资者已经听到一些关于对全球信用市场泡沫进行去杠杆化操作的说法—— 即他们在私下里所担心“放任不管”。所以说，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可能才刚刚开始。其他金融动荡因素——缺乏稳定性的地方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和普通股票——进一步恶化了糟糕的8月市场，这也是自从1914年因战争动员而关闭大西洋两岸证券交易所以来最糟糕的市场（1914年8月3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4个月内都没有重新开始所有的交易业务）。

2007年的金融危机迅速暴露出如“分水岭”般的特征。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中央银行货币扩张的推动下，经过二十多年的膨胀和发展，巨大的信用市场泡沫开始变大。经济周期观察者们认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形成，它需要数年而不是数月来“解套”和去杠杆化。最近令人担忧的货币和石油形势可能还会加强市场泡沫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使有中央银行挥舞着“魔棒”，这一进程也不会出现多么美好的结局。除非像古谚语所说的，上帝再一次眷顾愚笨的人、酗酒者和美国。

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政治“事件”及其后果对仲夏混乱经济和金融局势的揭示和阐释——当然，这种局势的发展至少部分遵循许多专家的预见。从细节上看，这种揭示和阐释主要涉及美国房价、信用市场泡沫危机，没有经历任何危机的多种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动荡局面，日益显现的全球石油产量的不足，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元弱势走向，还有在这所有方面的背后是狂妄自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盲目乐观。乔治· W·布什政府几乎不懂得把握战略，在这些危机的早期反应很不及时。总统、财政部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所有的言论中都声称，次级抵押贷款的灾难是短暂的和安全的，而这种言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揭穿了。市场恐慌的主要催化剂是受到次级抵押贷款牵连的5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 “武士贷款”（Ninja loans），人们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借款人可以“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抵押贷款证券的殃及范围迅速蔓延，比传闻说在伊拉克从未发现那种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消息传播的还要迅速。（在2003年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预言说，金融衍生产品是极其令人担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历史的确有重演的可能——尤其是从事情发展的大概情况和“步调”来看。不幸的是，对过去金融泡沫的模糊记忆似乎并不能让人们或国家避免重复以前我们前辈所犯过的错误。尽管有引人深思的先例，2007年美国金融服务业膨胀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这是前所未有的比例，是有风险的，这让国内和国际金融领域比以前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和经济发展波涛汹涌的20世纪更不可控。技术、计量和杠杆作用让更多的金融项目变得更加糟糕，甚至波及全球更大范围。21世纪的金融风险正在以一种消极而不是积极的方式扩散和传播。

更严重的问题，2007年美国蔓延的金融债务范围——高达11万亿美元的联邦、州和地方债券，加上37万亿美元的巨额私人债券——经过过去狂热的20年的发展就达到了那个规模和混乱状态。1987年，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出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公债和私债共计达到10.5万亿美元。到2006年，在他离职后，信用市场总负债额翻了两番达到43 万亿美元。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焦急万分地要刺激“9·11事件”之后美国疲软的经济时，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抵押贷款借款形式，最大的动作是把已经很低的隔夜拆息利率（Overnight Interest Rate，隔夜拆息一般是由于银行间资金的短缺或多余产生的短期拆借行为，就是资金多余者拆借资金给短缺者，短缺者则拆入资金。拆借时所支付的利息就是拆息。这种同业拆借一般有自己的期限，隔夜拆借是最短的，比如说还有1天、7天、1个月等。同业拆借的作用使金融机构不用保持大量超额准备金的情况下，满足存款支付、清算、汇兑等。隔夜拆息利率就是在上述行为发生时所产生的利息计算率。——译者注）降低数次，2003年7月降至过度刺激的1%。从抽象意义上看，这种抵押贷款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在多年的政府和私人实施过程中，错误和弊端仍然在不断浮出水面。

很显然，金融债务牵涉到了巨额资金。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无节制贷款”以来，负债已经积聚到要以万亿美元计算，因而到2007年，国家监察分析人员观察到美国经济中公债和私债是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多。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以来，2007年公债和私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然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尽管当时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股票市场泡沫，但是制造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商品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失去了在20世纪70年代2比1的优势。到2005年格林斯潘离任时，金融服务——新生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远远超过了其他经济因素，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五分之一多，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缩水到12%。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政府紧急救援的背景下，仅仅缓和了一点点），经济领导的指挥作用已过去了。

在新世纪里，日益增加的负债和信用的复合——销售信用卡、发行抵押贷款和债券，发起资产抵押证券和结构化投资工具——占据前沿。自从20世纪30年代在单一激进的金融体制下整顿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以来，1999年是第一次完全“解放”了如此庞大的金融集团，如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等等。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200支对冲基金，到2007年中期，迅速增长到1万支，募集到了1.8万亿多美元的资金。它们就像数字冒险家，而且比17世纪的先驱者更加不受限制，它们在全球金融的“角角落落”里套利，获得的资本回报率比赌场中从吃角子老虎机和深受欢迎的赌桌上收获的利润还多。

2007年中期，抵押贷款市场失灵，精明的玩家明白了他们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地”。雷曼兄弟公司全球固定收益市场首席策略师杰克·马尔维（Jack Malvey）解释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新型信用市场的第一次教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类型的机构和工具。”还有人总结了关于对冲基金本身的问题——比如使用了非传统的奇异计量学、晦涩难懂的一步二叉树和二步二叉树模型，“堆积如山”的银行贷款需要借助杠杆作用小心平衡，其难度如同要摘取金融界的“奥林匹克金牌”。

新产品通常有致命的弱点，就像所谓的项目保险飘忽不定的指数套利，因为1987年危机，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遭到很多指责，“垃圾”债券在它们的发明者被送进了监狱之后随即受到贬损。2007年，失败是多方面的：除了抵押贷款证券和不稳定的巨额抵押贷款，脆弱的对冲基金有太多的盲目跟随者，他们几乎漫无目的在做同样的事情，最终搞得乱七八糟，变动性加剧……。可以肯定，将来的国会调查委员会将会忙得不可开交。从数量上看，理论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通常会发生。对冲基金经理们的确是大玩家、一流的客户、一流的贷款借款商，有时候他们的交易会占到纽约当日交易量的一半。

普通的美国人往往担心更多其他事情，他们对规模庞大的金融部门以及它们类似“数字赌博实验室”的功能知之甚少。坦率的说，在流行出版物中找到类似话题讨论的难度就像在杂草丛生的地上找到一颗幸运草差不多。在1987年，以及随后的90年代，金融期刊偶尔会特别解释一些有警示作用的哑铃形状图表，这种图表左侧是20年时间里飙升起来负债，中间一段连接的是40年时间里幅度不大的波动负债（指的是从1935年到1975年），而到了现在就是右侧崛起的“珠穆朗玛峰”。然而，在8月次级贷款恐慌中，很少出现类似的表格。和20世纪20年代末作对比，会让我们很诧异。但是表1-1在2006年的更新数据说明了这一类似性。

二步二叉树可能会让大多数的华尔街人士感到困惑，但是房价和抵押贷款是普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都了解的情况。他们一直都这样认为，直至2003年。那时抵押贷款公司和银行抵押贷款部门开始提供新颖的、特殊的抵押贷款——“只付利息”的抵押贷款、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附加”贷款以及“负摊销”抵押贷款等等。正如我们看到的，最狡猾的家伙通常从销售人员那里赢得最多佣金，而购买者却被利用了。截至2005年和2006年，半数新贷款人——他们通常不太富裕——签署了延期偿还贷款。除了戏谑的“武士贷款”之外，一些经纪人把次级贷款申请称为“撒谎人贷款”，较科学的说法是“中子”贷款（杀伤人员却不损坏房子，借用美国五角大楼中子弹的说法）。许多购买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已经做好准备遭受自欺欺人的厄运了。而评论人员则指出，“房价的通货膨胀”也是“美国人的国家宗教”。

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是一家没有抵押贷款业务的经纪公司，该公司的投资战略家们分析了2003年6月的借贷情况：“住房循环超出了正常的范围。2006年，提供次级贷款的机构占到总的金融机构的20％，估值超过6 000亿美元。‘Alt-A类’贷款（借款人信用差，但是收入不错）占到2006年金融机构的近20%。根据穆迪评级方法（Moody’s），许多类型贷款像次级贷款一样糟糕。”《财富》杂志则从侧面指出了人们对风险的“莫多忽视”：“过去的5年时间里，风险成为了华尔街的隐形人。银行、对冲基金和贷款人认为房价会总远上涨，借款人从来不会延期付款，公司从来不会一不小心破产。”美国联邦调查局有时候会因真实犯罪而感到兴奋，它们通过引用2002年和2007年间抵押贷款诈骗案的案件数量增加了5倍，进一步强调了借款人违约和丧失抵押赎回权和以前借款人欺骗之间的密切关联。

当然，许多业内人士已经探究了数月，甚至是数年，但又有什么结果呢。在2005年，美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价值达到了顶峰，之后由于疲软的新房需求和房价上涨的减速让这些股票价值下降。房主新抵押贷款借款额在2005年第三季度达到顶峰，一年后就减少了45%。2005年末，建筑许可申请达到顶峰。2006年，房地产投资信托指数达到顶峰。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像是一床降价销售的拼缝被子。2006年第四季度和2007年第一季度住房抵押赎回权丧失正在创全国记录——尽管在四月、五月、六月销售旺季的住房灾难就已经登上了新闻的头版头条。

截至2007年9月，抵押贷款借款人Implode-O-Meter网站（Implode-O-Meter是亚特兰大一所大学的一名叫Aaron Krowne的研究人员创建的。Krowne于2007年设立了这个网站，并认为房市、甚至整个房贷业的危机可能会继续恶化。——译者注）——很真实，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列出了自从2006年12月份以来破产和停止办理某些贷款业务的150家抵押贷款借款机构，包括美国房屋抵押投资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和美国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Ameriquest。即使在年末和第一季度，几十家贷款公司也关门停业了。五月和六月，危险的对冲基金也曝光了。到了七月末和八月，债券和信用市场也不应感到惊奇。同样的是，在90年前，当1914年8月战争爆发时，没有哪个市场会感到惊奇。但是，它们感到惊奇了。直到1914年7月27日，仅仅在8月前几天，英国公债才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如果市场不总是理性的，他们期望坏消息的愿意也同样是不理性的。

2007年8月，当糟糕的数字成为市场“驱动者”，低迷的股票市场继续呈现下滑之势时，经历了7月至8月10%的下降后，在8月16日当日已降至谷底。第二天，在“实现”了前天下午的传闻后，联邦储备委员会紧急把折现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而决策者们一周以前根本没有考虑折现率的问题。总之，全球市场在萎缩，中央银行在注入流动资金，负面的住房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数据正在滚滚而来。7月份丧失抵押赎回权的住房数量是一年前的两倍。Moody’s Economy.com网站估计由于日益下降房价的“随势下降循环”，再加上贷款违约和信贷紧缩，2007年的总额会达到170万美元，而在2006年这一数额是126万美元。全国房地产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慢慢接受了完全下降的必然事实——最终在夏季末不得不面对事实——因为年复一年的下降会让全国房地产协会房价指标自从1950年设立这一指标以来第一年出现下降趋势。相关的20个大城市的最新全国房价指数（S＆P / 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ex）显示，从2006年6月到2007年6月下降了3.4个百分点。令人更担心的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曾因预测科技股票泡沫的命运而成名，他从可对比的项目方面描述了住房价格的下降。他在8月末的一个会议上发言说如果资金募集不能得到遏制的话，一些城市的房价可能会下降一半。如果这样，美国房主的损失会达到10万亿美元，比2000年至2002年由于高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Technology-Heavy NASDAQ Index）下降而带来的股票市场损失的7万亿美元还要多。

在8月份房价不断螺旋式下降的预言影响下，关于利率“重设”的想法也排上了日程——两年之后购房者每月支付的房贷将会大幅上涨，许多次级抵押贷款都会这样，也就是说，利率将会替代初期较低的固定利率。重置之后的利率，通常比原来更高50%至100%，这会严重打消购房者的贷款积极性。就数额巨大的可调支付利率抵押贷款 (Adjustable-Rate Mortgages，简称ARMs，指的是可调支付利率抵押贷款是指支付利率需要不断调整的一种抵押借贷方式。——译者注)来说,在2006年签署的超过5 000亿美元的这类贷款在2008年上半年就被设定了重调日期。图1－2显示了调整数额最大的月份，这些月份与2008年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程的代表挑选高峰时期是重叠的。政府“伪善的同情心”和有着政治目的“援救企图”在大选的背景下暴露得更加“一览无余”。对于联邦储备委员会能否缓和危机局势，或者能否让这种危机从螺旋式的贷款调整、放弃、赎回权取消以及实实在在的房价下降中解脱出来，众多分析人士已经没有不同意见了。

巨大的相关利益也驱使着紧张的政治，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家就是城堡”的理念盛行，这些国家的民众拥有房屋的比例达到70%，通常住房危机是对中产阶级福利和生活稳定的最严重伤害。这里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根据一些假定，宽泛意义上美国经济的“房地产部门”——包括金融业的抵押贷款、建筑、家具、木业以及相关行业——可能占据了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5%，而且这些行业的数百万个工作机会都很容易遭受重大打击，而一旦这些工作机会遭受打击，则会严重影响到全美国人的福祉和稳定性。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从2001年到2006年，数不清的美国人申请住房抵押贷款就好像使用自动取款机一样“轻松自如”，而不考虑他们自己手中抓着的是“贷款凭证”而不是实实在在可用于消费的现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他是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共和党主席，在2007年预测说，“过去5年里，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负债额已经增加了将近3万亿美元。仅2004年，就增加了近1万亿美元。”他继续说：“那年的净抵押贷款并没有用于购买近6 000亿美元的新房——这一数额几乎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7%。”简而言之，贷款超过房屋价值使得困境中的消费者继续消费。

 的确，在过去五年里，房地产业似乎在推动美国GDP和就业率增长方面所占比重达到了40%，似乎又发挥了其在20世纪30年代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刺激作用。凯文·菲尔蒂斯(Kevin Feltes)，纽约杰罗姆列维预报中心副董事直接了当地指出：“（现实生活中）高涨的房价带来的财富效应、资产净值缩水以及住房库存偏高等因素仍然会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继续扩张，甚至要比以往表现出更大的推动作用”。格林斯潘早些时候有关如何将房产所有权现金化的研究讨论，在1975----1978年的经济环境下，就开始得到验证；而当他将美联储的主利率下调到1%即四十年来最低水平时，这位美联储主席大概希望在2001——2003年间再次实现三到四倍的增长。然而直到2004年底，这一利率仍低于2%，仍将继续推动近乎疯狂的抵押贷款活动。

无论美联储采取何种策略，2001到2005年间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净资产实际上有所增加。如图1.3所示，尽管2000年到2002年间金融资产大幅减少，但是在2003年以来出现反弹的股票市场推动下，新型房产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亏空。《经济学家》杂志刊发了题为《拯救世界的房产业》文章对这一新经济成分推动的财富增长大加赞扬。也许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正逢其时。然而，房地产业在2006——2007年的低迷引发了人们的疑问，重又掀起了“八月辩论”的高潮：房地产业在过去八年（1998年——2006年）间获得的巨大收益是否会消失殆尽，并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获利水平？

一部分人正是持此观点，而且他们认为有史可查。与相应的股市低迷比较，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特别是英语区房地产市场的衰退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混乱（且影响面更广）。住房价格不仅对股市构成影响，经济学家希勒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尽阐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03年发布的长篇研究报告中也对其进行了论证。IMF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托马斯·赫伯林(Thomas Heibling)解释道，“（一般来说）与典型住房价格泡沫相关的资产可造成GDP8%的损失，而这一比重足足是与股票价格泡沫相关的资产所造成GDP损失的两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科特·理查巴彻(Kurt RicheBacher)进一步解释道，“房地产泡沫……使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陷入混乱。正因此，事实上，资产泡沫历来都是造成重大金融危机的主要导火索”。

简而言之，严重的信贷危机及放假下跌足以催生从1987年到2007年间债务泡沫造成的去杠杆化效应。陷入崩溃境地的房地产市场也在大萧条的去杠杆化效应中显现出来，在大萧条时期，到1933年10%的美国住房已经被银行取消了抵押赎回权。但历史并不总能无限复制。例如，在三十年代并未出现的油价大涨使美国在1973年——1975年以及1979——1982年间两次经历严重的通话膨胀和经济衰退。在后一时期，油价更是飙升至约合当前80美元的高水平。但是，当油价在2007年升至历史性的每桶75——85美元之际，这种去杠杆化效应就明显减弱了。现在的美国经济已不再属于石油密集型，如果将现在的油价置于20多年前的油价峰值时期，以低于每月均值的价格换算，油价将升至每桶100美元。

然而，如果说住房、抵押和信贷问题位于八月金融风暴的核心，那么石油就紧随其后。八月份的瑞银/盖洛普投资者信心指数下降，能源价格成为“动摇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信心”的第一大因素，而住房和房地产问题位居第二。对全国企业经济学家协会会员的夏季抽样调查显示，他们认为不良债权，这一迫在眉睫的金融问题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了最严重的经济风险。显然，信贷危机是他们的首选。尽管如此，高油价仍然迫使能源部长萨缪尔·博得慢(Samuel Bodman)先生不得不在八月召集多次白宫会议并与中东产油国保持热线联系。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做法暂时缓解了危机。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也许更有效。困扰2007年美国经济的能源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改变了的石油供应战略以及与每桶石油成本价格直接挂钩的马基雅维利式海外石油策略与美元政治活动。国际石油产量的相对停滞——能源信息管理局2005年7月统计数据显示，国际石油产量维持在每天8400万到8600万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所谓的“石油峰值理论”。这也是众多地质学家所推崇的观点，即石油资源是有限的，现有资源的丰富程度被人为夸大（即使在全球石油中枢的沙特阿拉伯）而且新发现的可开采资源稀缺，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需求。

与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实力政策相同，国外石油大亨的石油战略造成了美国金融部门的过度扩张和不稳定。我们应当牢记，历史上美国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国家，早在150年前，它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其巨大的石油储备以及能实现这些储备资源利润最大化的强大商业和军事力量紧紧联系在一起。在1919年、1946年，甚至到了1973年，石油都称得上是美国经济值得炫耀的一面旗帜，而不是一种可替代的能源商品。整个20世纪之所以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定程度上正因为20世纪同样是石油经济的黄金时代。由于受到华盛顿强大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甚至在OPEC成员国于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间两次同步大幅提升油价之后，石油仍是维系美国经济和霸权统治的支柱。但在2005—2006年间，尼克松-基辛格时代做成的“大买卖”——以非官方形式，华盛顿为波斯湾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沙特和波斯湾的各酋长国允许美国用美元购买石油，这就保证了石油价格实际上与美元挂钩——走向破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比比皆是。

21世纪初美国遇到的大麻烦就是激起了众怒。眼下，我们足以列出一大串对美国的看法和抱怨——有些相对公平客观，另一些则言过其实——我们在第五章中将对此进行回顾。在错误地入侵并武力占领伊拉克后，美国所失的先手使得其国际威望急剧下降。美国国际威望的削弱是全球性的。而却在这种敌对氛围中还充斥着宗教信仰冲突：（1）欧洲和国际社会的世俗精英分子普遍认为美国教权及其教义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2）许多穆斯林主义者对美国心怀仇恨，他们认为美国正在中东打一场反对穆斯林主义的宗教战争（历史上有“十字军东征”为证）；（3）许多穆斯林主义者深信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军队驻军沙特玷污了这一穆斯林圣地。更不用说对美以联盟的愤恨同样波及中东大部分地区。

产油国的一些舆论领袖相信美国入侵伊拉克表明美国有意夺取并控制伊拉克的大宗石油贸易从而瓦解OPEC组织并使油价走低。但2006年和2007年，人们对石油和美元所持心理预期变得更为复杂且得到了经济学解释。以下四点尤为突出：（1）产油国担心其石油产量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峰值，这一现状使得美国昔日的波斯湾盟国们不愿再以任何低于历史最高水平的价格开采石油；（2）海湾各国承诺接受以美元购买石油，而美元不断走跌使得依靠石油作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的各石油输出国出口石油的收益缩水；（3）将本国货币与不断走跌的美元挂钩使得沙特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口成本增加并造成本国通货膨胀；（4）生活在迪拜、多哈以及其他一些波斯湾新兴城市的很多人都已经相信世界经济的未来在亚洲而非北美，而且美国各大公司（如2007年的哈里伯顿）和一些财团甚至也在重新进入上述市场。

对于华盛顿的那些业内人士而言，2006年和2007年涨到每桶60美元到95美元的油价仅仅是能源问题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忘掉1998年每桶12美元和2003年每桶25美元的油价吧，专家们已经达成共识：低油价时代已经过去。美国2007年消费的原油中仅有35%为本国生产——到2010年，也许只有30%的原油来自国内——进口所需其它原油已经在所难免。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进口石油所需年度开支基本维持在500亿美元到750亿美元，到2002年这一数字上涨到1000亿美元，2003年为1300亿美元，2004年为1800亿美元，2005年为2320亿美元，到2006年已经激增至3020亿美元。能源开支在美国年度贸易差额——当前审计赤字（2006年为8570亿美元）中也占据着相当大比重。总体看来，美国政府面临严峻的局面：伊拉克战后局势持续恶化，国内叛乱和分裂倾向严重，然而，美国政府却忽视了其自身的现实情况，对石油经济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使得其做出的承诺也没能付诸实践。

当今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危机是：石油供应能力几近极限，且无力支持不断攀升的需求。全球经济萧条暂且不提，国际能源署（IEA）预计200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为1.5%而2008年需求增幅将提高到2.4%，这主要源于中国、印度和拉美地区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以及OPEC组织内部各国的多样化需求。2006年，来自威登公司的查尔斯·麦克斯维尔(Charles Maxwell)，一位高级石油分析师形象地描绘了新开发石油资源供应量不足的情况：“1930年，我们在全世界新发现了100亿桶石油，而我们用了其中的15亿桶。1964年，我们新发现的石油储量达到新高峰——480亿桶，我们用掉了约120亿桶。1988年，我们发现了230亿桶，用了230亿桶。转折点出现了，从此之后我们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开始少于我们的需求。2005年，我们发现了50到60亿桶石油，却用了300亿桶。这些数字很有说服力”。许多“嗅觉”灵敏的地质学家和行业咨询师认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墨西哥等高产油国的石油储量远低于该国政府公布的数量。每年，当石油峰值研究会的成员在瑞典的乌普萨拉、意大利的比萨或者爱尔兰的科克等气候适宜的城市集会时，总会冒出一些演说家不辞辛苦地阐述各自观点，试图为证明他们的悲观判断提供更多的证据。2007年秋天召开的第六次年会上，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前董事长奥克柏(Lord Oxburgh)预测石油价格将上涨至150美元每桶，而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和能源部长向与会者表示“争论到此为止，石油峰值论者已经获胜”。

人们坚信通过超深钻探可以从很多地方获得更多的新资源，如：墨西哥湾和南大西洋、俄罗斯宣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已经被淹没的北极山脉、加拿大西部盆地的油砂矿、奥里诺科石油带、美国落基山页岩油油藏以及继续开采成本高昂的世界各地已经勘探开发过的油藏。姑且不谈深水钻井这种方式所具备的双重特点：一是开采量有限，很难大幅提高；二是技术成本极高，使得开采出的石油价格仍将维持在每桶50美元——60美元或者更高的水平上。此外，在20世纪美国和欧洲私有大油气公司的鼎盛时期市场力量普遍呈现出上下波动的态势，如曾蜚声一时的“七姊妹”，这七大石油巨头已经开始放弃曾经的不平衡控制（它们曾控制着四分之三的世界石油储量），而且其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统治地位逐渐被处于领先位置的国有石油公司取代。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选出了世界油气市场的“新七姊妹”，它们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ARAMCO)、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中国石油(PetroChina)、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Total)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马哲睿(Christophe de Margerie)将这些国有公司的“无限开采市场计算法”界定为本行业的一次“革命”，因为全球石油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七十美元的油价并不能说明美国的“汽车消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众所周知，“汽车消费”文化在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住房消费”文化。尽管如此，战略意义不断提升的石油资源引发的全球混乱确实对金融市场造成了连带影响。数年来，美国一家主要关注市场行情的有线电视网，CNBC紧跟当前石油和黄金价格以及利率变化，并提供最新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自八月份以来，油价已经涨到了78美元，且华盛顿为波斯湾产油国量身定制了价值200亿美元的一揽子军售计划。美国能源部长伯德曼(Bodman)指出油价正处于“危险区”，呼吁OPEC组织提高产量。美国人的呼吁得到了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石油大臣穆罕默德·哈米利(Mohammed al-Hamli)的积极回应，此外，沙特将对美出口的超轻原油价格下调4美元。8月1日和8月6日道琼斯指数强势反弹正是由于这次油价下调，这为美国经济回暖争取了一部分时间。

刺激外部经济策略并非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2005年及之后，一些实际存在或刚刚成立的能源集团提出了与美国能源利益针锋相对的更具开放性能源战略，如OPEC、日渐壮大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美左翼国家以及伊朗。伊朗更是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与亚洲近邻中国和俄罗斯结盟重现古波斯大流士和薛西斯王朝的辉煌。委内瑞拉的强人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也竭尽全力塑造一个以该国为核心的新南美能源联盟。考虑到委内瑞拉丰富的油气资源，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亦不容小觑。俄罗斯则处于自身利益考量不断地进行努力，希望把伊朗拉入上海合作组织中来，该组织与2007年年中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时任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观摩了演习——此次演习分别在位于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车里雅宾斯克州和中国的新疆自治区进行。而中国把目光投向非洲，在非洲不断开拓新的油气投资项目，从索马里和苏丹到安哥拉再到尼日利亚离岸的Akpo油气田，除此之外，中国甚至在加拿大开展游说活动，加拿大在野的自由党如能重掌执政权可能会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与中国签署新的油砂销售协议。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身陷伊战泥潭、招致新老竞争对手报复及国际威望急剧下降之时。

许多国家（多为产油国）针对美国采取的另一种非直接、饱含希望和行动的方式旨在：（1）通过减持美元丰富本国中央银行储备金；（2）本国货币与美元脱钩；（3）要求从本国(伊朗和委内瑞拉)油气田求购石油的外国买家仅用欧元或日元支付。令这些美国的反对派们尤为气氛的是——为何美元能够保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正如人们所料，首批公开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国家——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动机。然而，到2007年，其它心怀不满的国家完全有理由对美元持谨慎态度，因为美元正市区其国际购买力，如与欧元相比，在过去五年里，美元的国际购买力下降了40%。

伴随着间或夹杂着敌对声音的竞争鼓点，2007年各种货币的发行量增加。国外竞争对手意识到如果它们能够成功地颠覆美元在石油交易中的半官方地位，美元影响力的进一步下降可能触发严重的经济低迷（而且有可能出现全面的金融危机），这将进一步削弱华盛顿的力量。中国，尽管对此持谨慎态度，仍持有处于特别强势地位的黄金和硬通货。天真和爱国主义相混合的复杂感情使得许多美国很难相信如此多的外国人与美国作对。我们难道不是好人吗？人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纳什维尔的教会午宴上虔诚地自问。然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国际民意调查——国际政策看法项目、BBC的全球服务和环球扫描、各大国外传媒集团以及世界舆论网站进行的海外调查均证明了这种敌意的存在。世界各地的受访者纷纷对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表示不屑并认为布什政府的行动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见附件）。这种全球性轻蔑既威胁到石油也影响了美元。

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自己。信贷危机加剧、金融部门日益混乱、在世界石油格局中失势以及美元再次上演金融版《波琳历险记》，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就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我之所以将本书命名为《危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将“金钱盈利”的不正当性作为切入点，主要针对过去和现在华盛顿金融部门的渎职行为。这些失误为本书所关注的两方面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其一，伴随突如其来的美国房市衰退，金融部门造成了以债务疯狂激增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其二，美国石油霸权的纠缠不清的脆弱性以及陷入重重包围、成为众矢之的的美元。如果上述两方面风险同时影响美国金融市场，如2007年8月的情况所示，仅用“危机”似乎并不能恰当描述当前的状况。

近十年来，许多书名和电视节目名称纷纷使用一些令人侧目的形容词，如“过时的”、“新鲜的”、“简单的”、“肮脏的”、“令人疯狂的”、“聪明的”和“愚笨的”描绘作为人类贪欲之最爱的“金钱”。我所用的“危钱”这一组合并无意唤起人们对19世纪敛财大亨、20世纪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以及21世纪“安然”架构师的回忆。从现在的经济环境看来，他们的做法都过于偏狭。我之所以将“金钱盈利”的不正当性作为我的切入点完全是基于历史和制度考量，认真思考暴露在金钱诱惑面前的人性中固有的弱点，而金钱的诱惑在今天已经被证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历史角度看，金钱是“邪恶的”。当考察美国之前已经过气的全球领先经济力量时，我们可以想到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海上强国荷兰（在荷兰统治下的纽约当时叫做新阿姆斯特丹）以及一战之前的大英帝国——这些曾经的经济强国沉醉于金融贸易之中，而置农业、制造业或运输业的发展于不顾。这一做法导致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全球性衰退。在美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将监管程度极低的金融部门优势地位制度化并不值得提倡。

从系统性角度看，“有害”指的是使金融力量不断提升、扩大和巩固自己作为一国GNP和利润统治部门的地位，正如美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所为。美国金融部门如此仓促地采取这种做法最终使得公司债务和个人债务愈发无法控制，投机观念深入人心，十倍和二十倍杠杆投机和几乎毫无束缚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在市场上泛滥，直接推动了现行混乱的经济制度法律化的趋势，甚至增加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可能性。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金融不太可能以一种更加温和第或者说更加具有公民意识的方式得以确立和巩固。现在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重新成为了一个拥有自由话语权的普通市民，这位前任美联储主席已经公开表达了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言论：那段近乎疯狂的繁荣和泡沫阶段将人性的弱点暴露地淋漓尽致。至于金融部门在这种环境中的表现必然在某些方面符合阿克顿勋爵的著名理论：权力越大，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机会越大。

推进美国经济和文化的过度金融化也是“有害的”。纵观美国和世界历史，都曾经出现过极其激进的金融化浪潮，导致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严重、金钱崇拜观念盛行，甚至为某些人提供了公然宣扬投机主义哲学和完全开放市场理论的舞台。监管程度相对宽松的金融市场只会使在此市场领域中最顶端的1%到2%的资本、技术和教育资源获得极高收益，而市场中绝大部分资本、技术和教育资源只能沦为上述趋势蔓延的牺牲品。在1933年也许还有可能控制金融部门，其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誓言彻底整顿银行业。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他做到了。运用政治手段和政府治理驯服如来自虚拟空间的“金刚”般强大，在20世纪初统治曼哈顿岛（或者说伦敦的“金融城”）的金融部门则完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巨大挑战。

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能源专家通常都热衷于进行预测，他们预测可能会出现九次经济危机（实际上只有五次）——这是频频见诸报端的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这些专家在其它领域也犯了相似的错误。然而，许多专家也已经就当前较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向人们提出了恰如其分的预警，尤其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风险。认为以债务累积为前进动力的金融市场必将引发恐慌的观点再次活跃起来。二十世纪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二战之前的学者将经济或商业周期解释为一种渐进过程：起初是正常的扩张，接下来出现某种能够引发危机（或恐慌）的“催化剂”，如意外事件或恐惧心理。这一“闪点”随后导致经济衰退或收缩，在此之后出现经济复苏。过度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最终会导致危机，尽管经济学家通常在何种繁荣属于过度繁荣以及经济繁荣如何导致危机方面并未达成一致。欧洲学者尤为推崇这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法国危机，德国亦然。法国商业周期理论家让·莱斯屈尔（Jean Lescure）在《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写道“危机可以被界定为经济平衡的突发性严重失调”。

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经典作品《疯狂、恐慌和崩溃》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自由市场理论占统治地位的三十年里常被人们忽视，该观点始终坚信高效和理性的股票市场行为应当随国家掌控的货币供应量变化而起伏。金德尔伯格主要关注“经济周期和危机高峰期中的投机繁荣，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投机性繁荣现象。当然，这决不是说每一次经济回升都会导致疯狂的投机并引发民众恐慌。但当投机性繁荣在金融领域中频繁出现，且具有极高一致性时，我们就值得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信贷扩张造成的繁荣注定会衰退。这些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专注于有关经济繁荣以及破坏经济繁荣因素的研究。他们认为每一次繁荣都来自与真实经济增长不成比例的信贷扩张。奥地利学派学者，科特·理查巴彻(Kurt RicheBacher)在其2007年夏天去世之前的数年里已经对美国房产泡沫的悲惨命运做出了预测。继承了凯恩斯思想同时又吸收了熊彼特观点的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因鼓吹金融系统易受投机和风险影响的脆弱性而名噪一时，仰慕者甚至将八月恐慌贴上了“明斯基时刻”的标签。很显然，奥地利学派和明斯基的主张将在理论指向上对未来数年间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已经有证据表明同样的拐点也会出现在能源领域：矿物燃料的发展史也已经走到了“拐点”这一理论推动政府、商界和社会重新思考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重新建立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全球结构。对于支持者而言，上一次“拐点”（理论得到验证）和石油开采和需求再平衡的情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能源价格高涨使得于人们开始关注新能源，以减少石油需求，尽管这种平衡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但仍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有关另一个分水岭即将出现的事件在2005到2007年间不断增多——世界油气储量减少；新发现的油气资源明显供应不足；石油峰值理论所描述的现象与现实情况愈发吻合；亚洲、中东和拉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需求以及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甚至引发了资源战争。

动乱的20世纪70年代是最后一个能源拐点伴随经济危机同时出现的十年，很少有人希望这一幕重演。第6章将阐述造成当前双重混乱的政治因素，尽管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但是事实确实如此。美国政治系统尚未坍塌——民意测验中,弱势总统的支持率会一落千丈，选民仍可以被动员起来，国会控制权可以易手——但两党在利益集团的支配地位方面已经变得顽固不化，其战略能力受到极大限制。王朝问题，即政治主张上的延续和偏执（2001年我曾详细分析了有关布什家族和共和党的王朝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当然也包括克林顿家族执掌民主党大权期间。王朝政治自身的弊端包括家族偏见、财富和先例留下的特殊遗产，以及具有150年——200年历史的两大政党在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并限制对方实力发展中的运作模式，这些都很难从根本上予以消除。附带说明，罗马、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后期民选政府延续之前政治主张的现象就可以被视为执政“僵硬化”的早期表现。

每个主要政党都发现并不容易讨论美国需要面对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困境，包括能源紧缺和经济的过度膨胀，尽管两党对于这些困境的反应不尽相同，却都是它们执政后无法回避的难题。这不足为奇，因为现有的政党、派别和运动在罗马帝国晚期、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荷兰或者说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并不能取得同样巨大的成就。第6章和第7章将回顾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

我对何种因素构成了美国经济分水岭的判断主要出于过去三十年里，特别是最近十年里对曾经处于霸主地位的世界经济力量的共同特征及导致其最终衰退的弱点进行的研究。这些世界霸主包括：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欧洲时期的西班牙、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日不落帝国”英国。本书提到的美国能源、债务和金融化趋势的相关背景已经在《美国神权：21世纪的极端宗教、石油和债务政治及危险》一书中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由于对美国和这些昔日霸主（包括罗马）的比较研究在近两年才兴起，似乎有必要在此对上述国家在发展和衰退时期所共有的背景和环境进行简要总结。

首先，人们普遍感受到在经济实力、国民士气和爱国热情等方面的国力衰退。罗马及之后的三大经济强国国力的衰退均在上述方面有所反应，尽管底层民众及其同情者更为担心的是收入水平、待遇和就业机会的下降或减少，但保守派更多地从爱国主义、家庭观念、公民品德和社会道德等层面分析国家的衰退。

宗教倾向于以一种有可能灾难性后果的方式增强国力。常见的形式包括宣扬全球使命和征服（如西班牙）或借上帝旨意对外炫耀（英国）、利用强大的国家教会排斥、折磨或迫害异己（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罗马和西班牙）或者试图重新树立早期曾占据重要地位的爱国主义宗教，重回当初的时代（荷兰）。

宗教信仰的复活或者强化往往与科学发生冲突。历史上不乏这类事例，如罗马帝国晚期，国内的图书馆和天文台遭到关闭以及宗教神权占统治地位时期的西班牙，迷信和神学压制了科学。十九世纪的英国第一次见证了科学达尔文主义和基督教神权学说的激烈冲突。

帝国主义和军事扩张带来了具破坏性的相互刺激因素。罗马帝国无限制扩张领土以致最终抵抗来自曾经被其顺服的“野蛮人”的侵略。西班牙在欧洲大陆及世界各地疯狂扩张，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身陷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而不得脱身。1688年到1713年间，曾经的海上霸主荷兰沉溺于全球商业扩张和争夺霸权的国际战争中而耗尽了资本积累。接下来的英国也无力捍卫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领土，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付出了惨重代价。

过度负债往往导致经济的最终崩溃。过度挥霍使得财力不支的西班牙皇室一度接近破产边缘，直至三十年战争中依靠财政政策（财政宽限期的调整）的最后一搏才勉强涉险难关。18世纪的荷兰两极分化严重：靠利息生活的食利阶层衣食无忧，而工业、渔业和运输业从业者则生活窘迫。1914年，当时贵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的英国仅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内就因经济中心转移和两次世界大战中欠下的巨额债务而破产。

金融业的每次兴起无不以牺牲工业、农业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利益为代价。单这一点就足以写成一本书。西班牙的各省议会纷纷抱怨财富都被外资银行、贷款者和无孔不入的商人抢走了。荷兰的教训令不列颠人心怀不安，他们对盲目进行金融扩张的代价深有体会和感受，但大英王国最终仍步荷兰的后尘而去。

第七个先例（这一先例只适用于更为先进的荷兰和英国经济制度）涉及到燃料和能源获取以及霸权建立的特殊性。对于荷兰而言，确立霸权的关键在于风和水，而特定要素包括船帆、风车、航海、水泵、排水系统和垦荒。当煤炭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之后，荷兰便失去了原有的领先地位，因为煤炭是英国特有的资源，矿山开采也是英国人的专长。在此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煤炭工业一直占尽优势，但是历史的轮盘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当美国依仗其特有的技术和资源引领石油工业及以石油为驱动力的军事工业不断发展壮大之后，英国亦失去了其原有的世界领先地位。虽然我相信这一整体发展模式具备合理性，但我不会在本书中对相关细节再次进行复述。然而，对美国就债务市场发展、金融化浪潮及其相对脆弱的能源体制实施的即时方案进行研究的首要现实意义在于，即时方案的实施显示了美国自身在上述问题领域超过以往各没落帝国的现实性和紧迫感。第2章中将要进一步阐述的一项重要区别在于：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两届政府治下的美国，私人信贷——抵押信贷、消费信贷、公司信贷和金融信贷的过度膨胀已经演变为一种更为直接、更具现实破坏力的危险因素，而公共（联邦、州和各县）债务则相对平稳。可以肯定，自此之后的五年、十年或二十年里，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必然会迅速膨胀，最终超出公共部门的承受能力，但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在于私人信贷的激增。

至少在八月份，当私人债务部门尚未启动，变身为“潘多拉盒子”（给市场带来更大混乱）之前，很少有参议员、众议员和财政部官员异口同声地对私营部门债务问题和财务诈骗行为进行干预，他们更乐于去批判造成联邦赤字的财政状况。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国会召开听证会对20世纪20年代强化一系列《新政》法令实施基础的实践活动进行听证以来，经详细审查发现了一大批金融诈骗行为。上述法令中的一部分涉及对证券市场、无正式文件的证券发行、卖空行为、保证金交易和住房贷款进行监管；而另一部分则要求实行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实现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分离；还有一部分法令具体规定了禁止一些联邦储备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变相投机、私人持有黄金等。有着七十年历史的这一长串法令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强烈暗示政府部门将掀起另一波管制运动。2006年，国会大多数成员并不了解来自运营合同的交换合同（通过合法方式获取参与投机的正当身份），或者说堵塞的郊区排水管的“导管”（在融资活动中进行暗箱操作）。而到了2008年，他们就已经对其了如指掌了。

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仅是在2007年8月或“8月恐慌”中出现的情况。同年7月16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出现峰值，7月27日布什总统召集金融市场工作组的领导人进行会商，该工作组由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领导，此君之前是华尔街的大金融家。他们当时最为关切的是：房地产市场的震荡使得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此前一天狂跌311点。然而潜在问题是，人们的矛盾心理如何使主要市场指数（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受挫。这种矛盾心理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住房市场震动加剧了人们对信贷泡沫的恐惧；其二，石油价格不断蹿升，正如美国的死对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预测油价将涨到100美元每桶。八月的后两周道琼斯指数更是跌至谷底，最终导致商业票据市场遭冻结、同业拆借市场遭到沉重打击，且8月13日到17日间股票市场出现大幅震荡。最终，当这个令人痛苦的八月即将结束时，媒体却开始大肆炒作怀俄明州的Jackson Hole，那里过去曾经是捕猎者的聚集地，而这一次则由于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在那里举行了第29届年会。当与会者刚刚从专家们的将讲演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次年会清晰记录了八月里美国金融领域发生的所有爆炸性事件。发表演讲者包括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放假的大胆预言家罗伯特·席勒以及德国中央银行行长韦伯(Axel Weber)，他们都确信金融市场的走向并不像他们之前想象得那么乐观。“我来Jackson Hole时以为不会出现什么衰退”，苏珊·瓦赫特，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房地产和金融教授说道，“但当我要离开时，我不得不告诉自己完全有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衰退”。

当“八月恐慌”已经成为历史，现在人们更为关注和讨论的是那些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如德国国家银行遭受的巨大损失、纽约证券交易所噩梦般的开盘、道琼斯指数在最后时刻诡异的上扬（似乎源于华盛顿方面（财政部门）的暗箱操作）、抵押-贷款坏账率螺旋式上升、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的7000亿美元的流动性、委内瑞拉人和伊朗人的咆哮、怪诞的“兴登堡讯号”的出现、对冲基金的负收益以及上万亿美元投资最终化为乌有的怪现象，这些都为一直以来颇受关注的金融危机的事后评论提供了素材。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

展望未来，许多关注2007年金融震荡的消息灵通的观察者迅速对上世纪曾经爆发的危机进行类比（1907年出现的金融恐慌、1914年夏季市场停业、1929年八月到十月间股市崩盘以及OPEC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的物价飞涨），并对最近的市场崩溃现象（1987年股市的短暂崩盘、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2000年—2001年间纳斯达克市场为首的股票市场出现的“燕式跳水”）进行类比。对1929年到2007年间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的类比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尽管这种类比研究司空见惯且各种现象间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仅这是可以理解的，与1973—1982年间（或1967—1982年间）股市行情相似的潜在市场衰退也不难理解。被大幅通货膨胀掩盖住的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像高收益赌局一般冲击了大多数人。几乎所有的金融批评家都认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及其联邦储备委员会信奉“货币主义”的同僚们无不期望着增发货币并实施债务货币化政策。

格林斯潘已经对1987年和1998年危机进行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类比，而对1907年金融危机的百年纪念（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的金融危机也源于八月出现的市场巨变），已经催生了一本名为《恐慌1907》的新书，该书对历次危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比。将2007年金融震荡与1987、1997或1998年金融危机进行类比的专家们在进行比较时都会采取一种令人心安的方式，他们通常指出正如剧变带来的冲击具有暂时性，尽管起初其烈度极高，因此最近出现的“八月恐慌”亦如此，八月过后紧跟着出现的是一个更为平静（如果说形势依然紧张）的九月。然而，许多市场观察者仍心有余悸，他们提醒公众，1987年股市崩盘直接导致1990—1991年股市低迷，而1998年草率降低利率的做法造成了投机泡沫并最终引发2000年—2002年间的市场崩溃。财政部长保尔森告诉他的一位听众，他认为2007年危机的持续时间将超过1987年及之后90年代出现的历次震荡周期。某些持最悲观论调学者的代表，如罗伯特·席勒和其他房地产崩溃论者描绘了一种更为低迷的前景。

本书无意进行预测，或者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甄选。讨论这些还为时过早。然而，本书确实注意到了设定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大多与书中描述的形势和问题有关。时间将证明一切，但由于2008年是大选年，政客们也将发表自己的看法，故第6章将讨论与美国政治有关的各个政权、党派及利益集团中的变化如何能够为美国未来经济走向奠定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