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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振兴运动的努力
对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中央有关部门早有察觉。20世纪70年代初，曾有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设想，并在毛泽东指示下准备在通盘考察的基础上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但1971年突发的“林彪事件”延缓了这一进程。为了清除林彪在党、政、军中的势力和影响，并对“文革”以来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重新审核调整，中共中央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其他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中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不得不继续搁置起来。
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遇到巨大阻力：下乡知青失望，家长忧虑，农民不满。这种状况对即将毕业的城市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亲友产生了不利影响，人们普遍把上山下乡视作畏途。这场涉及千家万户的运动显然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清障除污，加以疏导，丛生的积弊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适逢其时，几位不同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上书毛泽东，针砭上山下乡运动中种种弊端。此举促使中共中央对知青政策进行全面调整，掀开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重要篇章。
一忧国愤世上书人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发，使不少干部、知识分子从“文革”初期的政治狂热转为冷静沉思。他们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尽快结束“文革”以来混乱局面。而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希望就是向“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人本人申述意见，这种申诉需要有机缘和合适的人选。
为晋言创造条件的关键人物是周世钊。周世钊，字惇元，1913年至1918年和毛泽东同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放后一度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因早年与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72年7月5日，周世钊因王季范在北京病重而由长沙进京。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海蓉的祖父，也是周世钊的老师和挚友。7月11日，王季范在北京病逝。虽然王季范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但这毕竟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为一位非党的老知识分子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而且又有一批老知识分子出席追悼会。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次追悼会，为周世钊等几位老人向毛泽东晋言提供了机会。
周世钊在参加王季范的追悼会后留居在北京，频繁地会见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李文宜等一些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议论国事，颇为国家的前途忧虑。1972年7月16日，周世钊在胡愈之的寓所与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等人谈了一晚，形成了要向毛泽东主席上书言事的共识，并委托周世钊通过王海蓉联系此事过程详见周世钊女儿周彦瑜、女婿吴美潮和楚图南的儿子楚泽涵所撰《“文革”中几老人痛切晋言》，《炎黄春秋》，1996年第2期。
周世钊在通过王海蓉进行联系的同时，将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过的内容形成文字。8月4日王海蓉电话询问周世钊：要她转呈毛泽东主席的信写好没有？8月5日周世钊写完信的初稿，并认真地进行了修改。1976年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周世钊信稿原文。信中提到的重大问题包括八个方面：将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处以死刑；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青年教育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还要恢复文科大学；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的状况；受理群众申诉，健全法制。
周世钊的信反映了几位铁骨铮铮的老知识分子忧国愤世的焦急心情。其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指林彪)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对管教青年学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乡上山的青年学生，社队也不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差不多可以说，广大青年处于很少人管教的状态。主席指示，农村是青年广阔的天地，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本来是正确的政策，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措施。这些年来，由于黑帮分子的破坏，不关心他们生活安排，不注意提高他们劳动和学习的积极性，这样放任自流，引起下乡知识青年和他们家长的不满。这些年来，有些学生抗拒上山下乡，老留在城市，每每通过人情关系、开后门的办法被吸收入厂就学或参加其他工作。而有的自觉争取上山下乡，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又较好的却多年得不到入厂就学的推荐。许多高级干部和高级军官的子女，每每不肯下乡，纵然下了乡，也每每不久就得调回城市。一部分地区的下乡知识青年，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改造不好，觉悟不高，一方面也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加以年龄日大，生活问题、婚姻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倒流城市的现象颇为严重，而在城市中打群架，作（做）坏事，参加盗窃集团的也每每有这类坏学生。这个问题中央已在注意处理，《人民日报》也对青年教育问题多所论到。周彦瑜等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成为一场高度政治化的运动，只能颂扬溢美，不允许批评指责。1971年3月林彪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写有“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话。以后，《“571工程”纪要》作为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附件，传达到基层，这句话自然引起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的关注。于是宣传机器又掀起大批“变相劳改”的活动，以“肃清流毒”，使上山下乡的话题在公开场合变得更加敏感。在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下，要对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周世钊致毛泽东的信函就表现出这种勇气。
在讨论这些意见时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不仅学问渊博，阅历丰富，胆识过人，勇于任事，即使在同辈人中，威望亦极高。朋友们有事都愿找他商量请教。胡愈之认为，向毛泽东上书言事，不能把问题提得太多，而且不能含有个人好恶及情绪的成分。因此，胡愈之认为上书言事的内容应归纳为三方面：广开言路，发扬民主；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在取得共识后，商定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分别就上述问题进行准备，以备一旦有机会就向毛泽东晋言。
1972年10月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钊赴中南海会见毛泽东。周世钊向毛泽东递交了他于8月初写好的信件，反映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并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晋言的要求。毛泽东当即对这位多年的老友表示，可以给这些“民主人士”一点民主，并指定汪东兴去听取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
汪东兴在10月3日和5日，用了整整两个下午的时间听取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的晋言。胡愈之在晋言中痛切陈述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必要性。周世钊谈的是教育问题。2日晚上在毛泽东处，由于更多的是聆听毛泽东的讲话，许多话言犹未尽，此时周世钊恳切陈词：教育问题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当前教育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可能影响两代人(一说是几代人)。
杨东莼集中谈论青年问题，指出目前青少年在学校里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中学结束后又大批“上山下乡”，在这种形势下家长不放心，有的青年以各种名目留在城市或倒流回城市，又都成了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他还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但目前青年人当中普遍地对前途感到迷惑，在生活就业婚姻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又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引导，实在堪忧。
谈话结束时，汪东兴表示，他是受命来听取意见的，对各位的意见将如实上报。
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等人真心希望毛泽东能以林彪事件为鉴戒，把国家引导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直接给毛泽东提出一系列严肃而尖锐的意见，不仅要有勇气，也还需要讲究方法和策略。胡愈之等人上书言事，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但是，非常可惜，他们的这些意见没有得到回音。
不久，又有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上书，集中反映知青问题。由于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李庆霖及其上书在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李庆霖，福建莆田县人。原任本县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1958年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69年，他的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后到本县一个贫困山村插队落户。启程前，李庆霖送给儿子一套《毛泽东选集》，要他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还送给他一双草鞋，叮嘱他继承革命前辈“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革命传统，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当时的农村，广大农民难得温饱，偏僻山乡更是缺衣少食，很多知青下乡后生活无法自理，李良模也不例外。下乡不久，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吃油、吃菜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和学习难等问题接踵而至。李庆霖自揣凭个人菲薄的经济收入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便向莆田县的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但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1972年，他的小儿子李良雄毕业在即，又将步入其兄的道路。这对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李庆霖来说，预示着雪上加霜的前景。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一向老实种地，不曾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却在生活上无以自给；又看到，一些有“背景”的人，并不听从毛主席的教导，或者暂时下乡“镀金”，反而有吃有穿。两相对比，心生不满，给毛泽东写信告状的念头油然而生。
李庆霖在动笔前并非没有顾虑。他深知“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半点也不能开玩笑”，为此制定了“实事求是，说老实话”的原则。信中要不要点明当地不正之风的具体人和事，也是他反复斟酌的一个问题，最后决定还是大而化之，以便事后留有一些余地。当时最令他担心的，还是信寄不到毛泽东手里而落到“一些马列主义水平低得可怜的领导者”的公文袋中。其后果不堪设想，被打成“反革命”的顾虑时时萦绕心头。他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李庆霖同志在福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铅印本，1973年7月2日。
1972年12月20日，他瞒着所有的家人、同事甚至最要好的朋友，用两个多小时写好了给毛泽东的信，然后通过莆田县邮局投寄出去。信中如实反映了下乡知青的困境和自己家庭的难处，集中抨击了干部子女“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入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信寄出不久，莆田县城内发生了一起知识青年因在大街上张贴攻击上山下乡运动的匿名大字报，而被狠狠批斗的事件。这件事对李庆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压力。他担心上书的事一旦暴露，自己将步其后尘。四个月过去了。1973年5月6日，出乎意料的是，接到了毛泽东在百忙中写给他的亲笔复信。信是4月25日写的，内容言简意赅：“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复信和300元钱，是毛泽东直接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过邮局寄出的。
李庆霖接到复信后，不禁大喜过望。事后，他在接待来访的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时，仍沉浸在对这件事的幸福回忆中。他感恩戴德地说：我是一个小学教员，普通老百姓，是七亿人口的一分子，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这是千古未有的事，使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舆论工具，素以“报喜不报忧”为宗旨，严重的社会问题多被有意回避，以粉饰“革命盛世”的假象。李庆霖的信通篇指摘时弊，却能获得毛泽东的知遇，难怪要诚惶诚恐了。
李庆霖的信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倾诉了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压抑在心头的苦楚，他喊出了人们不敢喊的“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无奈，他揭露了“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这一年，毛泽东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重病在身，风烛残年，但头脑仍很清醒。显然，他对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早有了解，所以才会在复信中画龙点睛地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这七个字，字字千钧，将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闻风而动。
然而李庆霖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势者所为。这些人的种种劣迹既上达天廷，昭示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何况，“走后门成风”是全社会的问题，上上下下许多权势者，因李庆霖的信而感到难堪丢脸，受到人们的抨击指责。他触痛了他们的神经，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就为自己树立起强大的对立面。
从毛泽东复信消息刚刚传开时起，李庆霖就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群起攻讦。县里派出两个组对他的信进行反调查。一组到工厂检查有否招工走后门，另一组由县委信访办负责人和民事组副组长到莆田山区了解知青的生产生活情况。
5月15日，莆田县革委会信访办负责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良模叫到县委大加申斥。说他好吃懒做，是一个花钱不怕的大少爷；念书不成，地也种不成，还敢欺骗毛主席来寄钱。他自称下去实地调查结果，李良模所在的队粮食多得吃不完，分红的钱一年有八九十元。最后告诉李良模，他的意见与县委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县委民事组的一位干部也公开为知青招工招生招干中存在的“走后门”之风辩护，说所有上调的知青都办有合法手续；有的国防工业招工是保密的，也不叫“走后门”；至于优先安排国家干部子女工作，是明文规定的。上述情况都不叫“走后门”。所谓“走后门”之说，是阶级敌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干部还串通山区大队的个别干部，故意报低李良模每年的劳动工分数，故意报高每年的分粮数，以证明不是“无米之炊”，而是有米之炊，以证明莆田县是不列入“全国此类事甚多”范围的。所有这些小动作，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证明毛主席受了李庆霖的骗。
甚至在传达福建省委关于落实毛泽东复信的11号文件时，当地仍有干部“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说成一无是处，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的干部还公开散布李庆霖是个“大右派”的谣言《李庆霖同志在福州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铅印本，1973年7月2日。。不仅莆田一地，从全国范围看，在传达复信时，上上下下都有一些干部对李庆霖的信流露出反感，他们当然不敢理直气壮地宣布“走后门”有理，只能抓住他“给大好形势抹黑”的所谓问题大做文章。
不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蚍蜉撼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支持了这位“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的小人物。从福建省委到莆田地委，都积极行动起来落实毛泽东的复信。在地委书记的亲自过问下，胆大妄为曾试图给李庆霖制造陷阱的县委调查组正副组长，一个被调回军队，一个被免去官职。莆田地委组织调查组分赴所属四个县的知青点。汇报的情况证实：调查所发现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所述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调查组把毛主席的信传达给知识青年时，许多人发自内心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没有忘记李庆霖。在寄出复信不久他曾向中央负责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人指示说：查一查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可否参加党的十大，如果不是党员，看看有入党要求没有，如果有入党要求，可批准入党，如果没提出要求，可参加“四届人大”。
按当时的政治标准衡量，李庆霖的政治面目是不清白的。虽然他在信中自报家门是“贫民”，但“右派”的恶名于他早已如影随形。何况“文革”初在农村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时，又曾把他作为靶子，用逼、供、信的手段强迫他承认参加过“三青团”。此后，他多次向上级申诉要求平反而未果。至此，毛泽东的亲自过问才使他积蕴多年的不白之冤得以洗刷。
6月下旬，福建省委把李庆霖从莆田接到福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韩先楚亲自接见并赞扬他的信写得好，同时，了解他有什么要求，问他有没有要求入党的愿望。李庆霖要求给他平反。他说：“我头上还插着‘白旗’，怎么能入党呢?”这里所谓的“白旗”，是指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李庆霖任教的小学的毕业生因为基础差，没有一个人考上公立初中，大多被农业中学录取。县里认为他的工作严重失职，于是决定撤销他的教导主任职务，降一级工资，政治表现被“插上白旗”。他对处分不服，曾向县、省，直到国务院反映。县教育局一直拒绝平反。韩先楚当即表示：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福建省委立即指示莆田县委，正式为他平反，并从1973年7月起恢复原有工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飓风中，许许多多人无辜受累，遭受灭顶之灾。李庆霖却不仅湔却旧耻，且获“左派”桂冠，在当时无疑是个奇迹。
1973年7月8日，李庆霖递交了他的入党申请书。接着，莆田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联名写信给省委，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平步青云。很快升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知青办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并且担任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成为莆田一带手能通天的大人物。长子李良模随即显山露水，被擢拔为狄芦公社某农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团支部书记，加入了共产党，不久被推荐上了大学。另一个儿子李良雄下乡后很快被吸收入团，任永泰县东星青年果苗农场理论学习小组副组长。
毛泽东的复信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福建省首当其冲行动起来。1973年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雷厉风行地向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指出毛主席亲自给群众复信，意义非常深远；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信，深刻领会“信”的精神，检查来信来访工作，落实党的政策，以此推动各项工作。通知承认上山下乡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突出的是对相当一部分知青的吃、用、住房、治病等实际困难关心不够，解决不好。通知要求各县对知青的吃、住、用、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立即采取一些应急措施。
莆田县自然是采取应急措施的重点地区。县委不断地给插队知青批粮批款。按照原定每人每月37斤的定量，保证知青们在夏粮登场前有饭吃。并强制规定，所批粮款，保证在6月25日前粮到户、钱到手，不开空头支票。毛主席的指示要落实。县委领导下乡探望知青时，还带着医疗队，送医送药，需要手术的，立即介绍住院。对知青提出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据统计，仅李良模所在的荻芦公社就发粮3337斤，发钱672元。全莆田县下乡知青1145人，发放大米63677斤，发放救济款12474元。莆田地委共拨出24万元经费、2千立方米木材和50万斤粮食解决知识青年的燃眉之急徐志耕：《是是非非李庆霖》，《雨花》，1994年第5期。
一个多月里，福建全省抓紧应急措施的落实。为此拨粮165万斤；拨款68万元，解决购粮和治病的困难；组织医疗队，免费为知青体检、治病；增拨木材26万立方米，546万元，以解决知青住房困难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4期，1973年6月24日。
所有的知青都明白，没有毛主席的复信就不会有这种变化。而没有李庆霖为民请命，也就不会有毛主席的复信。为这，他们对李庆霖充满感激之情。
以毛泽东复信为契机，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被迅速提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日程。
二闻风而动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不是按常规通过政府部门，而是直接寄给李本人的。毛泽东似乎是想用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表示对一个敢于“反潮流”的小人物的支持。而且当他以如椽之笔写下“全国此类事甚多”七个字时，不仅仅是对李反映的问题表示了赞同，也流露出对上山下乡现状的强烈不满。毛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产生直接影响，并促使后者立即行动起来。
1973年4月27日，也就是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与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王洪文等。会议强调一定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周恩来指示，把毛主席的复信印发全党，筹备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议题涉及八个方面；
1安置经费问题。周恩来提出：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要提高，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青年的实际困难，不能让主席再把自己的工资寄去了!全国目前在农村插队的按30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补助300元，需要9个亿，财政部要研究作预算。看来从1973年到1980年下乡的，头4年每年150万人，后4年每年100万人，加起来1000万人。每人600元，需60个亿。要研究搞个规划，计划生育搞好了，城市下乡会少一些。但总会有一部分人下乡，这是个长期任务。
2生活问题。周恩来很关心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知青口粮问题，指出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调查多少口粮才够吃。他还提出，卫生部门要加强农村合作医疗，有下乡青年的地方要特别加强，要培养赤脚医生，下放医疗队。对于有重大疾病，花钱过多，青年和社队又无力负担的，要补助，要研究个办法。有严重地方病的地方知识青年不要去。他还提出关心下乡青年的婚姻，应该注意他们的健康，特别是女青年的健康。要提倡女青年同农民结婚。
3布局问题。周恩来的意见，选择地点时要考虑到青年能够在当地站住脚，不能长期靠补助。边疆地区潜力大，要逐步开辟。布局问题要和发展农业生产，开发边疆结合起来考虑，要和工业支援农业，安排投资结合起来考虑。要帮助有下乡青年的地方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4表彰先进知青问题。周恩来在看到许多下乡知青的先进事迹时说，这些青年真可爱。要看到多数青年是好的，问题是做工作。他表扬了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辛温。后者总结了一套种植金鸡纳的经验，为国家节约了宝贵的外汇。张春桥则夸奖了在云南爱尼人山寨插队的上海知青朱克家，说他扎根边疆不上大学。
5学习、教育问题。针对知青缺少书籍、报刊等学习资料问题，周恩来提出，要给青年精神粮食。张春桥建议恢复《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并说上海准备出一套供下乡知青阅读的“青年丛书”。
6保护知青问题。周恩来在了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合伙奸污、猥亵数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后气愤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不要手软，要大胆管，不要畏畏缩缩。公安部要派人去。张春桥表示，这两人是现役军人，总政也应该派人去，这两人要杀。叶剑英说，杀一儆百，杀一儆千。王洪文附和道：这些坏人不办，家长怎么放心。
7若干政策问题。主要包括放宽上山下乡政策，落实“可教子女”政策，华侨青年政策，毕业生顶替退休父母政策等。周恩来还特别批评了乱改知青档案现象。张春桥也说，有些人实在不像话，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去上海接收兵团战士，要查三代，挑挑拣拣。上海资产阶级很多，对他们的子女我们要负责改造嘛!
8加强管理问题。主要就改善干部带队做法、健全知青工作机构进行了研究。周恩来认为，青年下去要有干部带领，特别是跨省安置的，城市要派出干部一起下去。要参加县委和社、队领导班子，要使下情能够上达。有的地方，带队干部无权，说话不灵，自己都闹情绪，怎么做好工作。他又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么搞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了，这么几个人，这种情况，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有负责人专门抓，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这次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复信李庆霖之举的第一步回应。由于事出仓促，会议还只能就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初步的设想，重要的是，从会议的发言中，已经显示出将对有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意向。这次会议，成为不久后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先声。
与此同时，国务院雷厉风行地组织起13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自治区就知青工作现状进行调查。重点调查了自给水平、安置经费、口粮、布点布局、倒流、落实政策、违法乱纪、规划、领导体制等问题。赴福建省的调查小组，还根据当地特点，调查了华侨青年插队落户问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各调查组经艰苦努力，排除一些地方的阻力，比较广泛地听取了知青、家长、知青工作主管部门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比预想的严重。
调查组所使用的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解剖一两只麻雀”的调查方法，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点(有好的点，也有坏的点)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然后结合当地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得出基本认识。这种调查方法所得结果虽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收效快、手续简便、易于操作，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5月下旬各路调查组返抵北京后，立即整理资料，编成《知识青年下乡工作较差的十二个单位的调查材料》、《地富反坏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向》、《城市的动员工作阻力较大》、《历届未下乡和倒流城市的部分知识青年情况》、《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现状》等一批专题报告，集中反映了一些危害性大的问题。至于将上山下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阶级敌人的“破坏”直接挂起钩来，则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理解和分析问题时的特有方式。
同时，在各调查组的分报告基础上，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组”的名义撰成一份总报告，即《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报告概括了“文革”以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情况：全国有758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同以前下乡的，共861万人。除参军、升学、进工厂以外，留在农村的约595万人，其中插队的400万人，在兵团、农场的195万人。已有47万多人入党，68万多人入团，228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还有更多的青年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拖拉机手、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会计等职务。成绩是主要的，总的形势是好的。
报告列举了当前的主要问题：有关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抓得不认真，不得力；“走后门”参军、升学、进工厂的情况严重，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带头“走后门”影响很大；不少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住房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迫害、摧残下乡知识青年的案件上升，对坏人的打击不力。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下乡知识青年安心农村，给城市动员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报告制定了七条解决办法：以路线斗争为纲，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加强管理教育，充分发挥下乡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严肃处理迫害、奸污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做好城镇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要研究制定一个长远规划；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这份报告经华国锋呈送周恩来。华国锋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71年经毛泽东提名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并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周恩来审阅报告后曾问华国锋：报告中提到的问题都查清了没有。华回答，还不成熟。于是，周恩来在报告上加了“征求地方意见稿”几个字，下发各省、区征求意见。
这份征求意见稿为全面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提供了蓝本，寻经不久后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讨论、修改、充实、完善，最终形成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6月初，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的复信和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一并传达到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中。中央文件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文件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分出一天时间宣读毛主席的信，讨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以及福建省委的通知，并于6月下旬派两人(其中一人专管知青工作)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知青工作问题，即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事后得知，21号文件中的中共中央通知是周总理在百忙当中亲自起草的。6月7日，他接待了来访的越南贵宾黎笋，彻夜未眠。翌日凌晨亲笔起草了通知，陪黎笋赴大寨参观前，他在首都机场上将通知草稿交给华国锋，指示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当日，政治局讨论通过，10日经毛泽东圈阅后立即向全国发出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国务院知青办顾洪章同志在省召开的各地、市青办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1月7日。接着，周恩来还写了关于知识青年工作的报告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也没有转移对李庆霖上书事的关注李庆霖在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据说“写得很好，感情很热烈，表示要教育好子女，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好好在农村劳动。将来把主席的钱还上”。见华国锋1973年6月27日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他除了向有关领导提出李的入党问题外，还建议将李的信编入中学课本，以使“反潮流”精神在青少年中发扬光大。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随着21号文件迅速传达到全国城、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真正成为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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