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经济学家的眼中，富士康从深圳等南方沿海城市迁往较不发达的华中、华北地区，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转移的步伐正在加快。学者们认为，这一进程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同时也会带来引导沿海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性影响。在这一进程中，捍卫工人合法权益的法治观念，对迁入地政府来说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

　　市场　“符合产业梯度转移的经济规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倒逼机制。”

　　“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区域经济学家、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在和《经济参考报》记者谈及富士康北迁一事时说，“富士康作为一个企业，从市场的角度、从获利和成本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投产计划，因为成本过高或者追求更多利润而进行搬迁，这是一个企业的权利，也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
　　更多的学者提出，在富士康北迁的背后，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所依附的低成本、低要素价格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成本逐渐上升，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的制造业会逐步向各项生产要素更低的地区转移。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林平认为，富士康搬迁的首要原因是节约人力成本，富士康将深圳地区的基本工资加到每个月2000元，成本陡然升高，搬迁到河南等地是节约成本的选择，符合经济规律。
　　“近期深圳特区扩容，关外大片地区被纳入特区范围，但可供企业生存的土地紧张的局面依然不会改变”，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世平分析说，随着深圳拥有的“特权”越来越少，本地土地成本、人才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传统型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尝到的“甜头”越来越少。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认为，富士康搬迁符合产业梯度转移的市场规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倒逼机制。富士康在管理上已经比较完善，通过两次加薪，员工提高福利也没有太大空间，它是代工企业，无法大规模地增加研发，因此它只能转移。”

　　转型　“会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富士康搬迁后，必然会给深圳留出空间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所以这会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作为中国制造的标杆性的企业，如果富士康早点搬迁的话，示范带动作用会更大。”

　　在关注富士康动态的学者们看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升级已经喊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以代工产业为基础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依然是这些发达地区最主要的经济模式。不过，富士康此举的“积极影响”有可能给沿海地区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十多年前，深圳其实就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结果一方面造成东莞的崛起，另一方面也使得深圳的产业结构上了一个新台阶。国世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回忆说：“1994年深圳产业升级将不少企业推到东莞，如今面对第二轮产业升级，价值含量低的代工企业迁走，价值含量高的企业进驻深圳，才能将这次产业升级‘升够’。”
　　在富士康流传出引人注目的北迁信息后，有专家预测可能由此引发一场大规模产业转移的进程，不少代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可能会随之搬迁，这将给涉及此事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带来好处。

　　法治　“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和精神权益”

　　“不能简单地将这件事情理解成为广东将企业赶走了，企业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为所欲为，搞‘血汗工厂’。政府招商引资是必要的，但监督企业行为、保护工人权益同样重要。”

　　与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能否顺利“腾笼换鸟”、富士康等代工企业能否获取更多利润相比，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学者们更加重视大规模迁徙之后的法治环境，即企业和迁入地政府能否充分保障员工的经济、社会和精神权益。
　　“迁徙后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否则难以真正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对记者说，“像富士康这样的超大型企业，将生产经营和员工社会生活区分开来，消除代工企业的运行封闭性，实现物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市场化、社会化，对员工和企业都有好处。企业减轻了运营成本，更专注于生产经营，而员工则能更好地融入社区，释放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
　　“不管走到哪里，企业都应该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劳动条件，让员工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而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跟进，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满足”，陈鸿宇提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