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的震撼力在于其密集性，媒体跟着点数，而数目居然不停延续下去，变成一个恐怖游戏。很多事情，在不得其解或需要深入剖析的时候，“比较”是一种科学方法，尽管在这里将法国的员工自杀案和富士康对比令人心情沉重，但为什么坏事的感染力或雷同性总是那么高呢？
　　法国每年有300到400名支薪员工自杀身亡。近年在欧盟反对政府采用保护措施造成国际市场竞争不公之下，法国农民收入下降15%，承受不住种子、肥料等供应商催债和银行压力，2010年头三个月，已有9名农民自杀。另一个焦点话题是，法国电信局(France Télécom，有102000名员工），从2007年迄今，自杀人员已达35人，使它成为工作焦虑症的象征。特别的是，死者均为主管。这一点和谈论富士康员工时，将之与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生产线劳工相比，又是一个悖论了。如果说富士康超前中国其他大型企业而先碰上承受压力的问题，那么法国电信的例子会是富士康的未来吗？
　　当然，两者基本结构不同，生产内容各异，但就产业和经营的整体发展来看，也许不全是阶段和过度的问题，基本上，还是人际关系疏离，个人价值得不到承认，工作没有成就感，使人走上了绝路。
　　法国电信局自杀的主管们在事业高峰期碰到瓶颈，富士康年轻的冤魂则在就业的第一步踩空了阶梯。法国电信人员是终身制，不能被随便解雇，同时也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性，在外面自由市场上竞争力弱小，自动辞职另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其自杀者多数纯属个人适应问题。至于富士康的自杀员工，几乎每人都肩负着家庭的重担——不是他们自己的小家庭，而是父母的大家庭。有一人在母亲和弟弟前来探望的前夕跳楼，不能说没有一点含意。任意加班加点，处处省钱，不惜牺牲所有休闲和娱乐，对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理想的破灭，不愿辞职辜负家人期望的心结，成了他未能跨过去的难关。工作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非生活的全部。若将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当人变成了一个机器零件，劳动内容空洞，价值不明，生活（生命）的意义也跟着消失了。
　　管理电话和通讯的法国电信过去一枝独秀，网络的兴起和开放、民营化，使得每天只管报到和上下班的公职人员遇到新的挑战，有的无法解套，在上层强烈要求下，拿不出业绩来，抑郁终日，最后撒手人寰；他们多数都是在家中上吊自尽。
　　法国电信员工的自杀频率受到注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中间也有过将之和全国平均自杀率比较（起初并不突出），以及是否为公司责任的争论。法国电信问题拖了许久，最近才提出先期调查报告，巴黎地检处4月8日下令展开司法调查，进入法律程序，也是由于分辨个人因素和公司责任不易，而且这个现象还很新，在临床研究上是个新案例。在过去，因为工作上的烦恼而自杀的，仅限于债台高筑的自耕农和支薪农民，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工作场所。在这个类型之外的自杀案例发生在私人空间内，很难厘定是由于工作的原因。
　　法国支薪人员自杀现象开始于八年前，根据“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这些年的研究，主要激发因素是“共同生活品质降低”，每个人都孤独地面对裁判。公司里的欺压、骚扰和不公正一向都有，但是过去工会非常活跃，员工投诉有方，心理上得到不少慰藉。但今天，大家都怕失业，员工之间的团结友爱减少了，公司又用各种提高竞争力的管理策略来代替过去的人情味，彼此的互信关系被破坏，间接影响到员工的私人生活。这种情况在各级主管身上特别明显，他们全部的生活都被紧绷在一条“设法升职”或“不要失业”的线上，因为不进则退，最后便退出门外。
　　如何断定这类自杀事件中公司的责任？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心理学家、“工作与行动心理实验室”主任克里斯朵夫·德儒（ Christophe Dejours）说，有的死者会留下遗书，有的在同事面前自杀。遗书指责公司，充满愤怒、屈辱和失败感。多数表示无法再应付与上司和同僚之间的冲突，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他们将这种愤懑不平积压的暴力转向自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多数具有高度工作热情，专业能力高，而且社会亲和力强。他们对公司投注大量心力，最后无法忍受被冤屈贬值。
　　既然有遗书，公司和其他员工的责任就很清楚了，是否追究呢？事实上，法国的劳工医生碰到了一种“集体沉默”——有人自杀，公司上下都有罪恶感，而宁可三缄其口。这种避而不谈会有破坏生者关系的危险，公司不反应，表示死者没有任何价值，即使他的死也引不起注意，不免使人心灰意冷。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案往往一件接着一件。
　　因此，打破自杀后的沉默，查明动机，不要让自杀案给平常化了，才是防止之道。死者的遗书、周围人的见证，都是先兆：工作环境确实发生了问题，管理方式必须改变。这点完全适用于富士康，它得研究一套增进人际关系、制止超时加班等情况的方法来，建立真正的整体企业伦理。来自台湾的富士康应该很清楚企业伦理的重要性。

（作者系旅法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