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事件让富士康陷入舆论的漩涡，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富士康对公共关系的应对和维护能力依然十分欠缺。
富士康的公关意识、能力与企业实力不匹配。由于产品代工业务面向的是苹果、戴尔、惠普等国际巨头，远离终端市场，与消费者也没有直接的接触，因此，长期以来富士康并没有强烈的公关意识，进而导致公共关系处理能力的薄弱。富士康与媒体缺乏良性的沟通互动，与媒体打交道多是突发事件后的被动应对。危机公关时的许多处理手法也往往显得敷衍、生硬，这常常让富士康在舆论氛围中由主动变为被动，被动陷入更加被动，没有体现出与富士康规模、实力相匹配的企业实力。
富士康在公众中已经形成了负面的印象。从“血汗工厂”论，到“3000万天价索赔记者”，去年的“员工因丢失手机自杀”，再到此次跳楼事件，富士康长期以来以负面新闻为主的媒体传播已经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自私冷漠、轻视员工和他人的刻板印象。一提到富士康，人们难以产生正面联想，而企业稍有闪失，极容易招致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浪。即使有媒体与个人从理性角度出发，客观分析富士康的是与非，也很有可能被指责成富士康利益代言人。
富士康企业中存在伤害企业形象的硬伤。富士康本身存在的管理不足招来媒体和公众诟病，而其中的某些硬伤更是几乎挑战到人们价值观的底线。有学者曾指出，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有特别传统的台湾企业的痕迹，即重视伙伴，不重视伙计。这在企业中无形中潜藏了不平等的因素。富士康中两岸员工的对立，台干地位高于陆干，甚至开辟所谓台干专用通道的事实无不冲撞着公众的对于平等尊重的价值观，而保安制度严密下造成的保安姿势高人一等而歧视他人则加剧着企业的对立。这些无法掩饰的硬伤只会让富士康的形象始终存在污点。
富士康没有注意利用正面事件改善企业形象。虽然富士康寻求的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寻求利润的发展方式，但对于代工行(601398,股吧)业和制造行业来说，这都是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但与同类的绝大多数厂家相比，富士康并不算真正的血汗工厂。因为富士康包员工吃住，还有保险，富士康也在努力完善包括带薪休假、患病亲属慰问、员工宣泄室等一系列员工关怀措施。汶川地震中捐款6000万，玉树地震中捐款3000万元，其数额远远超过许多高利润甚至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这对于利润率极低的富士康来说已算是难能可贵。只是这些事例因为富士康应对公共关系能力的缺乏，没有为企业正面形象的树立发挥出有效的积极作用。
公共关系是任何企业都不应忽略的内容。即使不以自主品牌为目的，不直接面向个体消费者，企业也离不开公共评价这一支撑企业发展的外部作用。忽视舆论和公众的影响力，不注重自身声誉对于企业有时也将造成沉重的损失。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人们必然是以更严格的标准审视企业的各种行为，其一举一动受到社会和媒体关注，微小的无心之失也可能被放大为有意之错，在一系列企业不能推卸责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饱受指责也是不可避免。
对此，富士康不能认为是媒体不公或公众不解。因为人们对于企业的要求和期待是和企业的实力、地位成正比。富士康不妨以跳楼事件为契机，改进管理不足，也认真分析企业不断遭受负面新闻的原因，从企业思维到企业执行，
重视公共关系，提高公关能力。
首先，与媒体、公众建立长期、有效、灵活的沟通平台。可以定期与媒体沟通相关讯息，更开放更透明地面对公众。这样既有利于改变以往富士康在人们心目中封闭、神秘的印象，也能通过长期关系的建立让媒体和公众更加关注、了解富士康。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畅通、有效地传递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提高应对媒体、维护公共关系的技巧。富士康在许多突发事件发生后对于媒体的响应速度虽然及时了，但因为技巧的欠缺往往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请五台山高僧作法其实符合港台地区的文化习俗，本可以以港台地区的习惯作法为由解释澄清，却因为只采取简单的回应，祈福初衷最终被媒体和公众认为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回避、迷信心态。因此，富士康还应有更完善的公共关系预警和回应机制，改变单纯依靠新闻发言人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单兵作战方式，以更丰富、完善的信息和更技巧的传播争取媒体和公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善企业内部公关环境。公关不仅仅是面向外部，还应面向内部员工，加强与企业员工的沟通互动。一切的公关都只是手段，企业自身才是根本。良好的公关能力只能是为企业加分，而企业的良性运转才是公关的起点和立足点，更应从企业管理和文化入手解决根本性的硬伤。
经历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后，富士康理应明白，企业的稳步发展除了利润、规模、实力等硬实力指标，也包括企业形象、制度、文化等软实力指标。一味追求企业利润和规模扩张，忽视企业公共关系的企业随时可能遭受突如其来的风险。一家无法赢得人们尊敬的企业也许可以辉煌一时，但绝对不会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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