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政府定向调控的着力点转向了推动落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各项措施，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不过，笔者认为，下半年，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还是应当倚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融资成本偏高，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之一。融资成本的高低，直接表现为利率的变化，从深层次看，它是总量和结构性因素在资金价格层面的反映。从2014年以来的实际运行情况看，贷款利率和企业债券利率有所下行，整体融资成本较上年末稳中略降，但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却更加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同时，货币信贷总量却仍保持了较快增长。201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4146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6590亿元。6月末，M2余额120.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末高1.3个和1.1个百分点。而且M2同比增速已超出二季度GDP名义增速达5.7个百分点，流动性总体充裕，资金整体宽松。由此看来，经济中存在着的影响资金供求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具体来看，影响资金供求平衡的结构性因素有如下几点：

　　一是企业债务率较高，债务负担与融资需求相互推动。近几年来，我国整体债务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债务上升较快，由于前期杠杆率较高和融资较多，会产生持续的融资需求并可能推高利率水平。二是“财务软约束”拉高了融资利率。一些部门对资金价格不敏感，部分低效率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源，挤占了其他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机会。而正因为有这些高承受力需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及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等创新业务有能力向客户支付高息，导致银行负债端成本提升。三是股本融资发展不足，企业对债务融资依赖较高。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企业股本融资相对较多，企业债务率总体是下降的。但近年来股本融资萎缩，2013年企业境内股票市场融资仅为2219亿元，企业对债务融资尤其是银行贷款的依赖明显上升。四是部分地区金融供给和竞争不足，社会信用基础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也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五是银行非标资产业务的迅猛发展，银行理财和同业业务不规范发展，导致资金空转，并不断提高资金价格。银行在尝到了从事非标业务短期内就可以获得暴利的甜头后，就会千方百计将资金腾挪用来做非标业务，而对于那些所谓信用度低、风险大、收益小甚至可能会出现亏本的实体经济就无暇顾及了。

　　由此可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因非常复杂，既有宏观经济因素又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实体经济因素又有金融问题，但主要还是金融体制机制的问题。所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的“新金十条”就完善金融支持、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进行了部署。而日前召开的央行分支行行长座谈会提出的下半年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措施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奠定了金融体制方面的基础。例如，央行对国开行进行补充抵押贷款(PSL，中央银行以抵押方式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定向操作。为了定向支持棚改领域，可以以国开行已有的相关贷款存量作为抵押，未来国开行只有继续增加对这一方向的贷款才能获得新的PSL增量。这是将央行投放流动性操作与银行贷款行为相联系的拓展货币政策工具的有益尝试，可以引导开发性金融机构降低融资成本。再比如，5月中旬“一行三会一局”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文，下半年将进入落实情况的严密监督检查期。而“关偏门、开正门、强管理”旨在对同业存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等业务的规范和限制。而且要控制场外业务、发展场内业务。在负债端鼓励发展同业存单业务以及针对企业和个人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业务;资产端大力支持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推动非标债权向标准化债权转变。还要明确分类管理的总体要求，分门别类地规范同业业务种类、会计核算和业务操作。又比如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社会融资的多元化，也为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贷款留出更大的空间，提高小微企业信贷的可获得性。加之存款保险制度、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等配套条件的改革和完善，都能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