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的演讲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谈起。他说，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谈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是在2000年以后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东亚的报告中。
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提出了东亚奇迹的概念。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经济出现了问题。进入21世纪，东亚经济开始复兴，不仅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恢复过来，更逐步向历史地位回归，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群体。这时在世界银行的报告里，提出了东亚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根据经验结论，比起较富和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的国家增长比较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谈得多了，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太赞成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认为陷阱这个用词不恰当，因为陷阱会让人想到是人为的在下套。其次，有人提出理论上找不到依据，没有一个理论支持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第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也缺乏经验证据，有人专门用数据验证，没有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会显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增长慢。
最后，有人怀疑说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到底有没有用处，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是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相关的。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来解释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无助于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
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文章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论概括，但是相关的内容以及历史文献是存在的，可以支持这个概念的理论化。在这里需要明确，在经济学中，陷阱特指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以至于一个短期的破坏打破了这个均衡，未来它还会自我恢复。
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贫困均衡陷阱。这个概念比较好理解，就是讲实物的生产是以自然基数增长的，但是人口是以几何基数增长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口的增长超过实物的增长，以至于人均食品产量不能满足温饱，于是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后来的人把它模型化，又叫做马尔萨斯陷阱或者马尔萨斯均衡。
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模型结合起来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就是讲任何产出的增长都会被相应的人口增长摊薄，最后人均收入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
根据中国历史来看，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口多GDP总量也大，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产率也比较高，但是中国并没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发展出资本主义，如何用经济学解释，这被叫做李约瑟之谜。回答李约瑟之谜就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人配置土地和劳动力比较完美，但是长期来看，最终随着人口的增长还要回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上。
这种理论假说有它的政策含义。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阶段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又足够大的特殊力量，才能把这个稳定的均衡破坏掉，这叫做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在此基础上，后来形成了平衡发展理论，就是说在几个关键的领域中应该不平衡的去进行投资以形成临界最小的投资规模，以达到推动的效果。
由于这些理论大多是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提出者也大都不是纯经济学家，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些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到80年代慢慢销声匿迹。后来的经济学以新古典理论流派为主，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一样能看到对均衡状态的论述。比如说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他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作《传统农业》中，同样把传统农业看成是稳定的均衡状态，认为需要引进新的要素以打破过去的均衡。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索罗模型。该模型假定劳动力供给是短缺的，所以经济的增长需要不断的投入资本，但是这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减现象。该模型引申出来的结论是：在资本越缺乏的地方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因此经济发展就越快。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于是在一定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就会发展的更快一些。另外，如果各国之间生产水平趋同，在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前提下，想保持经济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索罗模型中并没有涉及到低水平收入陷阱的概念，但是后来有理论尝试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索罗的理论统一起来，用同一个框架解释人类的经济发展史。研究者们发现，从马尔萨斯到索罗缺乏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现在被叫做刘易斯发展阶段或者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它的核心是克服制度障碍，以便让劳动力充分流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又发现，从马尔萨斯阶段到刘易斯阶段还需要有一个突破，以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既然从马尔萨斯阶段到刘易斯阶段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么从刘易斯阶段到索罗阶段肯定也需要有一个突破，跨过去了就进入了索罗模型描述的状态，跨不过去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