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关于如何完善税制的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议，这本来是件大好事——这有助于深化中国的税制改革，健全中国的财政收支制度。但事与愿违，大家争着争着，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调，从完善税制的改革，变成了是该加税还是减税的吵闹。当然，无论以什么理由加税，或以什么理由减税，效果之辩、主义之争和道德谴责背后，毋庸置疑，都有着盘根错节的现实利益在博弈。
　　但这样的博弈，又无法只算一本税收加减经济账。只算经济账，只从民众财富增加的角度说，减税很容易占上风。因为任何税收，即使高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的运行成本和制度性消耗，也都是额外开支，再也回不到民众手中了。
　　该观点又常被运用到两个方面：一是用来形容税负的痛苦，要求政府必须把减税放在一种执政的道德高度上；二是用市场经济秩序证明，一个以市场经济建设为目的的政府，减税才是它的守夜人的最佳姿态。
　　从宏观和长期的角度看，上述观点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和原则。但减税谈何容易。若只谈减税，我们是否有减少政府某些职能的思想准备？从税的本质来说，它其实是纳税人向政府购买的、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政府虽然在提供某些公共服务时，差强人意，比如它提供的医疗、养老、社保未必比商业保险服务周到，但这项公共职能从执政道德上讲，却是不能不做的。
　　就中国而言，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是其公共职能开始建立的标志，自那时起，13年的努力，政府在逐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初步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并存的养老制度。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为了这个新制度，转型的成本却至今没有消化。这个建立不久的公共支出体系，至今还没有和财政税收体系完全挂钩。从中国财政收支体系来看，它不仅意味着一项新的支出，而且为了使该公共职能有着较大的普及面，还有巨大的窟窿需要填充，多种数据分析表明了这一点，比较可靠的是世行的一项估算，即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这一缺口甚至有9万亿元之巨。假如政府不另外开辟收入来源，单纯按现行财政收支体系，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完成这个职能的全民保障体系。
　　再如为了满足全民“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在经适房漏洞百出之后，又要大规模建设廉租屋。这些钱，都不包含在原来的财政收支体系之内，而是随着社会需求不断变化，要求政府新增加的支出。国家规定，要从卖地收入中划出10%，用来建保障房。但前段时间不是报道说，很多省市并没有照准执行么？不执行有不执行的理由。凑不足钱建保障房，总不能把本来发工资、办教育或搞国防的钱拿来盖房子吧？
　　这么说，并非同意政府可以任何理由加税，而是要说，政府的公共职能越多，越正当，它收钱的欲望就越要扩展。尤其是把政府看成全能的时候，它简直就不可能停止加税，也无法限制它加税的权力。
　　其实，即使政府是有限政府，也很难控制政府在各方面花钱的冲动。这一点，美国就很明显。美国政府虽然有无法随意加税的限制，但它变个花样，以多举债的方式，来满足各种公共意义上的道德、经济风险和社会福利的资金需要。被世界寄予厚望的奥巴马，执政以来，并不隐瞒他这届政府要大大花钱复兴美国。
　　不能随便加税的美国如此，其他低税地方怎么样呢？香港就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低税制地区，那里不仅不能随便加税，政府好像也不太容易举债。但特区政府花钱的冲动，并不因此受到有效控制。因为他们也要建廉租屋，也要支付各种社会福利。但特区政府长袖善舞，筹资有方，他们搞出了“土地财政”。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如今在中国大陆流行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其“先驱”就是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香港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比之大陆地方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香港贫富悬殊、实业空心化、泡沫经济时间全球最长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控制自己花钱的欲望。而税制完善的核心，还不在于简单地讨论该加税，还是该减税。因为无论加税还是减税，都未必能够限制政府的花钱冲动。政府花钱的冲动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它即使不多收税，也会多收费，还会乱举债。
　　针对这个现实，其实已无良策，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我们这些纳税人有权知道政府手中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虽然这很花监督成本，但要争取到这权利，恐怕也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