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税收制度调整的新闻频频出现，调整种类之多，大约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罕见的。在调整当口，主张者都有各式各样的美好动机，都宣称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比如分配的公平正义和中国经济转型之必需。听那口气，似乎“税收新政”一到，和谐社会以及健康可持续的经济秩序指日可待一般。
　　比如那些说要做房产税、物业税改革的人，就认为此举兼顾了经济转型（不过度依赖地产一个行业，蕴含着变投资拉动为消费拉动）、分配公平（满足“居者有其屋”的梦想）、给地产降温，消除经济泡沫（抑制不劳而获，使资产价格平稳，从而使经济软着陆）。这比较宏观。也有微观层面的，如烟草征税，据说可以帮生活习惯不好的人戒烟；再如海关总署说，iPad以“定价”5000元征税是为“方便旅客”，等等。
　　总之，凡是提倡积极税收，并觉得税收效果积极的人，认为在中国现阶段，所有税改的目的和动机都应该很明确，符合中国税收一贯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动机和目的看上去当然很清楚。唯一不清楚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句子里没有主语。虽然我们知道肯定是由国家来取，国家来用。但在没有主语的句子里，是不是意味着“税”这个东西，一取一用之际，即使都回到宾语“民”那里，也可能和“民”这个宾语无关？
　　这么看并非咬文嚼字，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税收的最基本形式决定的。
　　全世界都承认税收有三个基本性质，即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首先说无偿性。税收一旦到了国家手里，就是国家所有，与每一个具体的纳税人无关。要想在这个普天下都承认的道理之下，认为税收的动机和目的都和民有关，都是和民商量出来的结果，并非那么容易。
　　退一步说，即使为了高度落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也要加强监督，比如设立审计机构，防止乱花钱。但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监督税之“取用”也是要花钱的，而这部分花销，无论如何都是额外支出，是再也回不到“羊”身上的“毛”。
　　更何况说，税的无偿性和强制性从本质上决定了“取”之不易。要让人家不情愿地把兜里的钱财变成你兜里的财政，不花点“取”的成本是不可能的。而“取”的成本，根本无法再回到“民”身上。把无偿拿来的钱，一分当两分花的政府，举世罕见。就算我国政府是一分当一分花了，但若想花下去，花正确了，准确了，也要有一批花钱高手，那至少也要另外支付薪水。
　　因此，只是算税的经济账，那些要求加税的人士就难以辩论。不过，一般而言，税虽然以经济账的形式完成它的动机和目的，但除此之外，往往还有一笔政治账。
　　如果从政治角度看税的动机和目的，税收常常就从经济账的亏本跳了出来，化个妆，变成了可能盈利的政治账。因为社会总是存在某种加税的呼吁，这种呼吁，对闻税则喜的政府来说，不仅仅体现着它管理国家的经济能力，更体现着它全面管理国家其他事务的能力。
　　不去说税收是保证国防、外交、法律、公共卫生环境等基本公共权力的基础。这些好理解，这是纳税人为国家应尽的义务，也算是纳税人出资购买的公共服务。但那种针对市场出现价格波动，分配出现不均，政府以新征税收来体现完美能力，却十分不靠谱。
　　最典型的就是对某些过快发展或过度变化的产业加税的情况。比如前文提到的、为了给地产降温而进行的税制改革，就是如此。
　　首先，无论在地产行业的哪个环节加税，无论是直接税（比如物业税、投资卖房的所得税），还是流转税，说到底，税收成本最后的承担者，都是购房居住的消费者。这些税除了增加整个行业的成本，看不出它对资产价格的上涨，有什么抑制作用。因为资产价格的上涨，通常是和成本无关的。一块钱的资产价格，在牛市时涨到十块，也未必和税收构成的成本有关。
　　其次，是抑制地产行业的过热，税收与其说有用，不如说会让市场产生错误预期——因为这将抬高成本。而成本的抬高，若总是在加税的政策下进行，其他条件不变，人们可能会为了提前消化这部分成本，加大投资购房的力度，从而可能刺激人们继续投资，导致房价继续上升。
　　而加税最积极的效果，或者说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政府。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认为，政府出手了，从投机客赚的钱那里拿走相当大一部分。但他们忘记了，这部分赚头，其实还是消费者支付的。
　　若说所有增加税收的动机都可疑，那也是偏激之论。我们只是说，需要给各种税收的动机和目的画出一个边界来，而这个边界不是那么容易画的。因为我们的税收，仿佛天然就体现了政府的能力，因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政治原则至今没有动摇，虽然它仍有大量的改进余地。
　　既然无法动摇，也不用急。按照中国渐进改革的模式，我们不妨先限制税收的动机和目的盲目扩大。税收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固定性，这意味着税种应该是长期的，税率应该是相对不变的。这也是普天之下都承认的道理，这算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边界。我们当以此暂时限制一下多变的中国税制和税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