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发现了“三元悖论”，他也因此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按照“三元悖论”的原理制定政策，是不是就可以让发展中国家避开外部环境的冲击？现在看，没戏。
“三元悖论”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完全开放、汇率的自由浮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政府最多三选其二，而不能三者同时获得。比如:完全开放的前提下，货币升值(汇率自由浮动)会引来大量热钱，这时通胀压力增大。越紧缩，货币升值越快;货币升值越快，热钱流入越多;热钱流入越多，货币越宽裕。如此恶性循环。反过来，一样的道理。
但是不是“三元”的所有组合情况都对？笔者认为不一定。比如，不开放，汇率就一定可以稳定吗？货币政策就一定能够独立吗？这是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采用了“加大资本管制——缩小开放程度”同时“紧缩流动性——强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并没有稳定，而紧缩货币也没能达成控制物价的目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原因是：第一，美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美元的涨跌控制了大宗商品价格；第二，这些国家的物价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
鉴于上述两个原因，对于弱势经济体而言，“资本管制”只可以让“热钱”流入速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没有太大帮助。如果这时候紧缩货币，只能抑制本国经济上涨，而对通胀无益。如果过度紧缩，经济会陷入“滞胀”。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对可能发生的严重的“输入型通胀”管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管，老百姓怨声载道;管，实在是没有手段。这就是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带给世界的痛苦。
面对所有发达国家一起量化宽松的政策，价格控制已经难上加难。现在，各部委准备拿出一些办法通过治理流通渠道对物价加以控制，但效果势必有限。
更有效的办法是“扛”，通过加薪的方式，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追上通胀速度，同时有控制的引导企业把成本压力传导到消费终端，这样才能保住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状况的出现。相反，如果管不住生产成本的上涨，而一味强调消费价格不能上涨，那结果是企业利润减低，甚至工厂关闭，那大量的工人会失业，消费会受到严重拖累，势必引发恶性循环。
所以笔者建议认为，当前应采取如下的政策选择:
第一，通过舆论告诉公众现在的“通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如何才能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取信于民，为政府控制通胀减压。
第二，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托住中国经济增长，以财政增加的收入补贴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稳定社会。
第三，货币政策不仅不能紧，反而需要适度放宽。面对原材料、劳动力和财务成本的不断涨价，企业维系原有规模的生产需要更多的贷款，这个时候如果贷款不能满足生产需求，生产必然下滑。所以，结构性的、适度宽松的贷款环境是保护实体制造业生存下去的重要手段。
第四，保住股市。让股市的结构性牛市，将资本倾入需要加速发展的行业，替换部分银行贷款。
第五，确保农产品生产，让农民享受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好处。
最后，千万不要落入“三元悖论”的陷阱。不要以为强化资本管制，就可以获得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元悖论”所讲述的原理，只适用于“内需拉动型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