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信心中国]

　　实施总额4万亿的两年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拟新增1.18万亿元，实行结构性减税，扩大国内需求；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为此，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

保增长投资全面启动

　　经济参考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从去年11月份以来，我国密集发布了一系列以加大投资为特色的经济刺激方案，您如何评价？

　　魏杰：加大投资，特别是加大民生投资，应该说是我国政府针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所作出的最快速、最直接的反应。经济学上的投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民生投资；第二部分是生产性投资；第三部分是资产投资。一般而言，生产性投资在投资中所占比重最大，约50%，其次是民生投资，占投资的1/3。
　　去年11月国务院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此后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总额近18万亿元的投资规划，这表明民生投资已经启动；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政府又陆续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生产性投资启动的标志；此前国务院针对确保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目的就是要拉动公众的资产投资。
　　目前来看，三种投资都已全面启动，其中加大民生投资见效最快，但加大投资战略能否真正实现中国经济“保增长”的目标，关键还在于生产性投资和资产投资能否尽快发挥作用。

　　曹建海：此次中央和地方扩大投资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动国家投资的增加，从而实现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形成的新的投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数量。
　　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拉动公众收入的普遍性，则减税和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和处于瓶颈地位的基础设施投入的效果是明显的。

成功投资是要扩大消费

　　经济参考报：投资与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否有着合理的比重关系？

　　曹建海：投资的目的在于扩大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缺乏消费拉动的投资，会成为无源之水，也就失去了投资的意义和目的。从经济上看，没有消费支持的投资，注定将成为无效的投资，并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当然，消费率过高也会限制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保持好投资和消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依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了不良后果，其直接表现就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3%，此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降低到48.8%，平均每年下降1.9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投资率则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7年的42.3%，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
　　消费不振使得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大大增加。而投资率畸高和对出口的依赖，则形成了对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巨大压制。如果排除政府消费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可以明显看出，消费不振给中国经济增长“拖了后腿”。

消费是国民经济的最终可持续推动力

　　经济参考报：我国正处于由出口萎缩、消费不振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的十字路口，究竟是通过设法扩大最终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还是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拉动统计意义上的GDP增长呢？

　　魏杰：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实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因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状况，决定着中国经济“保增长”目标的实现状况。
　　我国目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本举措是启动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考虑到启动投资要比启动消费更容易见效，因而我们启动内需实际上是以启动投资开始的，尤其是从启动民生投资开始，这种选择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我们同时应认识到，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投资虽然要比消费见效快，但最终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消费推动，如果投资在内需上占的比例过大，那么经济增长方式就会表现为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一样，也是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在以人为本的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消费的增长来实现，消费是国民经济最终的可持续推动力。

　　曹建海：我认为应该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限制投资规模，将投资引导到促进消费且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水平，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