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信心中国]

　　西方一度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缺陷，现在则认识到这是中国经济稳定的一个法宝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出台各种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研究机构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状况，持续进行评价和分析。
　　中国能处变不惊地面对危机，保持国内经济继续较高速度发展，让西方许多国家和主流媒体将中国推崇到惟一能够拯救世界经济的高位。西方一度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缺陷，现在则认识到这是中国经济稳定的一个法宝。

危机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梁国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受冲击巨大，但相对于千疮百孔的西方国家，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将相对地增强。
　　这种经济实力的相对增强会对全球力量的对比产生微妙、深远的影响。中国能处变不惊地面对危机，保持国内经济继续较高速度发展，让西方许多国家和主流媒体将中国推崇到惟一能够拯救世界经济的高位。去年九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史教授弗格森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Chimerica”，可译为“中美国”。
　　前美国财政部次长罗吉·阿尔特曼发表于今年第一期《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指出，去年的金融危机是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挫折。一段时间内，华盛顿和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将没有足够的资源与经济可信度发挥其应当在全球事务中起到的作用，全球权力重心偏离美国东移的进程将加速。
　　很显然，没有国家会从危机中获得经济利益，但一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将相对加强，尤其是中国。梁国勇指出，罗吉·阿尔特曼的文章是对上述观点比较权威的阐释。无疑，危机将促进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诞生。

危机可使中国在全球金融架构的重构中获得足够话语权

　　作为反映制造业在生产、订单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去年11月以来已经开始向上，意味着中国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开始好转，一些经济学家视这些数据为中国经济已经见底的证据。
　　美林公司的经济学家卢亭(音)和T.J.邦德在1月份公布的报告中重申，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会达到8%，他们认为转机会出现在第二季度。
　　“中国努力抵御经济衰退的立场看起来已变得更加积极了。”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说。渣打银行预计，中国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或使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由四万亿元扩大到五至六万亿元。
　　东盟秘书长素林3月1日在泰国中部海滨小城华欣说，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不仅仅是短期行为，从长远看将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经济事务评论员吴铮认为，从目前公布的经济数据得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的结论为时尚早。
　　商务部公布的今年1月外商直接投资(FDI)仅为7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2.6%。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则显示，今年1月份全国发电量和用电量数据延续了2008年以来的下滑趋势，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滑12.88%，其中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的用电量降幅明显。
　　对于上述两种不同观点，梁国勇表示，在历次危机及其后的困难时期中，“现金为王”的经济规律都很突出。此次危机是空前的，但此规律同样适用。拥有足够现金的公司将相对顺利地渡过难关，国家也是如此。
　　梁国勇指出，一方面，坐拥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地位非常有利，巨额外汇储备是经济的重要稳定剂，是国际经贸关系中的重要筹码，也可能使中国在全球金融架构的重构中获得足够话语权；另一方面，全球资产价格的低谷也给中国外汇储备的配置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针对中美经济的长短，梁国勇认为，“中国人应学习消费，美国人须学习储蓄。”西方主流经济媒体用大量文章强调了推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西方认识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和价值

　　个别西方媒体认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但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认可也不绝于耳。
　　美国《新闻周刊》今年1月19日的封面文章为“Why China Works”，文章指出，西方一度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缺陷，现在则认识到这是中国经济稳定的一个法宝。
　　梁国勇指出，历次严重危机都会导致经济学界反思自由市场经济和相应调整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方式，此次危机也不例外。
　　西方学术界有以所谓“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此次危机反映了“中国模式”之长，也暴露了“中国模式”之短。
　　亚洲周刊提出，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导致中国经济调整的因素不只是外需萎缩，内需不足、中小企业发展缓慢、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劳资冲突及就业问题等都在考验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谭新木认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现在中国仍有时间和实力来调整。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正如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国内反思金融业的缺陷、考虑重新扶植制造业一样，中国也应当借鉴英国发展第三产业方面的经验，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
　　目前，英国很多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都考虑到中国开设分支机构、拓展业务，但大多数依然将落脚点选在香港而不是北京、上海。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差距已经不明显，大陆甚至更具优势，他们更多地考虑到软环境，规范的市场制度，公平的竞争规则，国际化的商业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正高效的司法系统都是服务业繁荣发展必要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