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速350公里的新动车和创纪录的1300万辆汽车年产销量，将中国人送进了“高速时代”的大门。
提速，意味着在相同的时间里能做更多的事；也意味着在相同的时间里，必须想到和做到更多——
我们要提前很远识别路标和信号灯，才不会措手不及。要以比捏自行车闸快得多的速度踩下刹车，才能避开车前闪过的行人。要留心每个烟瘾发作的人，以免他在列车车厢连接处触发警报，让后面十几趟高速列车相继晚点，就像前些天武广客运专线上发生的事故……
速度越快，风险越大。一只蜗牛即使睡上一觉，也最多比同伴少走两米，而一组编队飞行的战机只需差之毫厘，就可能让整个机群撞得稀里哗啦。精确性、协调性和对风险的预见性，是“高速时代”的护身符。
事实上，中国人的“高速时代”从1979年就已经开始。从那时起，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速度，在给这个十多亿人的国家带来富庶繁荣的同时，也积累着令人难以忽视的风险。
更高的速度，往往以更多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为依托。假如你的单位产品能耗老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总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你就必须忍受越来越高的油价、水价和电价，忍受越来越差的空气和水质。这是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的风险。
更高的速度，需要与之适应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相配套。如果你的航班经常晚点好几个小时却不告诉乘客原因，交通标识让人上了立交桥就绕不下来，本应与国际行情同步的油价却总是涨得快、跌得慢，不满乃至责骂就难免越来越多。这是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和设施建设的风险。
更高的速度，意味着总有一天需要超车。假如前面的司机就是不让，甚至挤你、别你、制造陷阱让你追尾，你该如何应对？这是国际关系和贸易摩擦的风险。
更高的速度，永远不可能是均衡的。怎样让“先快起来”的人始终遵守交通规则，而“后快起来”的人又不会心浮气躁，甚至放弃了追赶的希望？这是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的风险……
所以说，速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掩盖很多问题，也会催生很多新的问题。当系统中某些部分跟不上其他部分的速度时，尤其如此。上周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进入“高速时代”的中国不容回避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央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识之士呼吁“第二次改革”，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快”的意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是“好”的要求。今日中国，经济增速慢一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人口就可能减少100万；而经济效益降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3000亿元的浪费和损失，意味着经济的“空转”和泡沫的生长。掌握其间的微妙平衡，尤其需要“烹小鲜”的平和心态与高超技艺。
“以最谨慎的心情和最敏捷的反应，行驶在世界上里程最长、营运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上”。武广客运专线司机的工作状态，当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运行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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