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从当前的国际经济态势来看，世界金融危机正逐步演化成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使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扩张受到了挑战，但与经同时，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仍然尖锐，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十分尖锐。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继续扩大投资来对冲出口回落所带来的影响，在短期内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结果。但是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我们的结构调整是滞后的。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加速经济增长周期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显著提高，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激增后，只能维持一段很短的时期，随后就会下滑，并带动经济增长率回落，但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尽管国家不断出台调控措施，但由于这一阶段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客观需求，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长期保持在20%以上，这使得投资和消费逐渐开始出现失衡，现在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而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措施，更是加剧了这种失衡。现在在每年新增的经济总量中，用于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却已经过剩，不能由出口和消费充分消化，导致生产能力的闲置和浪费，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还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隐忧。因此，如果再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不但有可能形成新的浪费，从实际操作上也是有难度的。2011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名义增长2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1%），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已经开始回落。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若能利用危机对低效率过剩的产能加以淘汰，借以加快结构升级提高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便可化危为机。而我国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方针及政策，更应该追求这种“化危为机”的目标，我国发达地区“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普遍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区，如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年均增速即为8%，在全国是最低的，目的在于处理好经济增长中的“快”与“稳”的关系、兼顾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和稳增长目标的均衡，特别是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空间，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如果使以往的投资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人民享受的福利反而可能提高，那么我们前一阶段所加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有了长远的效益。反过来，人民的福利改善了，又会对投资提出新的需求，这就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持久的动力。
其五，应当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主动降低增长速度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空间，如果速度降下来的同时，经济结构的变化加快，那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或者说速度下降作为一种成本，赢得了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预期变化。从我国发达地区当前经济运行结构演变状态看：在需求结构上，一方面，重视投资对消费的拉动，围绕扩大消费改善投资结构和社会环境以吸引消费；另一方面，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如2011年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汽车类商品后）增速为22%，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这是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在产业结构上，一方面，对房地产、汽车、耗能产业等加大调控力度，强调控制规模完善结构，尤其是要加强对房地产调控力度，减少这一领域的泡沫，以此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努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发展方式上，一方面，在制度创新上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同时改善政府调控；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上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为此，采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提高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建设科技型人才高地的一系列举措。如果在增长速度降低，但同时在转方式和调结构上能取得有效进展，那么，降低速度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最为有效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