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增长9.2%，比2010年的10.4%回落了1.2%。分季度看，一季度到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分别为9.7%、9.5%、9.1%和8.9%。无论从年度还是季度的发展趋势上看，都呈现出逐步回落态势。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这种放缓？这种放缓主要是由于短期因素的影响，还是长期因素的结果？如果主要是短期因素造成了经济放缓，那就应该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稳定。但如果是长期因素作用的结果，就应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为自主的、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在新的基础上改善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
从总体上看，2010年以后，我国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择机退出”后，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是积极的。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涨的趋势得到了控制，就业平稳增加，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预期的水平，但有所回落，重回一位数水平。这说明中央在针对短期因素的冲击采取积极的措施后，宏观调控取向一旦从“政策刺激”转向鼓励“自主增长”，经济增长率就可能出现回落。如果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未来几年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的长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就不会重回“十一五”期间两位数的水平，也就是说，在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逐步加速增长后，由于各种长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出现放缓的现象，但仍然能够保持7%-9%的较快经济增长。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到现在，尽管我们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人均水平的差距看，还是从本身的需求和供给看，中国经济增长都还有很大的潜力。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看，无论从全面建设小康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来看，还是从改善就业和人民生活等经济发展目标来看，还是从更深层次上解决现阶段的各种矛盾和失衡的要求看，都需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一次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说到底还是经济增长出了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低于2%，这就使它们的经济缺乏抵御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欧洲各国（欧元区17国或欧盟27国）的联系，但也加大了相互之间的牵制，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它们就无法有足够的实力在短期内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中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早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靠的就是自己的经济实力，靠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现在要通过改善民生等途径改善内需，同样也需要依靠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力，用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如果说欧洲需要有3%的经济增长来支持经济发展以及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过去30多年的经验来看，至少需要有7%以上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