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

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二章理想起航

进入普林斯顿半年后我开始铲食物垃圾，这显然需要我作出某种重大改变。我猜想，我已经习惯了改变，因为我的生命实际上是以严重的动乱开始的。1982年，我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父母是医生。因为某种政治原因，情报机关没收了我们的护照。我和爸爸、妈妈、姑姑和爷爷一起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我们没有钱，即便我父母是医生，他们的收入也只和我们楼里开电梯的那个人是一样的。
　　20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的生活并不惬意，即使在最好的时代也是这样。接着，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爆炸了。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环境灾难极大连累了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和食品供应，因为担心污染，它们不能再出口食品了。顷刻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笼罩了这个地区。我父母想尽办法终于拿回了护照。四岁时我突然被告知：我们要离开家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几乎什么也没带走。
　　我们先到了比利时，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然后辗转到荷兰，和一位我父母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教授共同住了一年。美国不给我们难民身份，但加拿大给了，于是我们移民到了那里。1987年，我们到了加拿大，我们住进了我母亲叔叔家的地下室。后来，我们在多伦多的斯卡伯勒安顿下来。
　　尽管我父母在匈牙利曾经是令人尊重的医生，但要想在加拿大行医，必须重新进行所有的培训，并且要从实习医师开始。尽管我们家基本上不得不从头开始，但我却在多伦多快乐地成长着，在那里上小学，后来上了加拿大一所一流的私立男校——上加拿大学院（Upper Canada College，UCC）。
　　在上加拿大学院时，最好的朋友让我见识了企业家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杰克·科尔(Jake Cohl)的爸爸迈克尔（Michael）出生于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路打拼进入演唱会行业，成立了摇滚乐历史上最大的演唱会宣传公司。安东尼·格林(Anthony Green)的父亲唐?格林(Don Green)和别人共同成立了绿适（ROOTS）服装公司。迈克尔和唐都没有读完大学，二人都追随自己的梦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有钱的人几乎都是从出生第一天起就有钱，一辈子都有钱，而没有钱的人则为生计而工作，永远也不会富有。在遇到迈克尔和唐之前，在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前，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突然间，成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选择！
　　在我大约14岁的时候，我搞懂了设计网站的方法。我从未想过要正式成立公司。我只是开始建立网站。互联网刚刚起步，人们认为这是个赚钱的行业，我可以做，于是我做了，并小赚了一把。我做了两年，后来遇到了一个名叫罗宾·塔特(Robin Tator)的人。罗宾是个相当富有创意和冒险精神的家伙。当时他在策划建立一个“自己动手”的网站（后来叫warehome.com）。开始时，他让我负责为他设计网站，后来干脆让我接管了全部的开发工作。
　　正当我们即将完成第一轮风险资本投资的时候，互联网泡沫破灭了。那时，我刚好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当我到达校园的时候，只有几个小时来安顿，并和同为新生的基督教新教派室友打赌谁住下床（后来我输了）。接下来，我和另外15名不知所措的新生和两名极度热情的大三学生玩起老掉牙的游戏，就是给自己起个集训名字，为长达一周的独木舟旅行作准备。这次旅行，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户外行动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紧张害怕的大一新生放松，并在开课前的两周时间里熟悉“普林斯顿文化”。
　　就在那次旅行中，我结识了来自马里兰州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乔恩?拜尔。在我看来，他是那次旅行中除我之外唯一心智健全的人。我们先在体育馆里玩，接着挤上了黄色的校车，准备启程，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在接下来的七天里，我们乘着独木舟沿着特拉华河顺流而下，然后在到处都是垃圾的拖车场宿营。这期间，我开始想加拿大了。那里的人们友好和善，空气清新，自然界母亲那令人敬畏的力量使人不由地产生一种谦卑感。
　　与我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不同，疆土辽阔的美国到处都是充满创意的人，到处都是甘愿为这些创意冒高风险的人。在这个国家，失败被视为踏脚石而不是墓碑。在这个国家，任何人，甚至像我这样出生在匈牙利的加拿大人，都可以怀着美国梦。然而当我乘着独木舟沿着特拉华河顺流而下的时候，我发现这也是一个污染严重的国家。在这里，盖一栋新住宅要比保护森林更重要。
　　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回忆着在“大一新生周”所经历的奇闻逸事。我后来弄明白了，这次历时七天的大型活动的真正意义，不是像他们让你相信的那样去引导新生，而是给大四学生提供结交大一女生的机会，并且不用说出那三个令人畏惧的字“我爱你”。对我来说，高中时在电影里看到的拉拉队队长和足球队员也通过这次旅行揭开了他们神秘的面纱。
　　在校的最初几周，我们受到了社团宣传的狂轰滥炸。普林斯顿有上百万个俱乐部和协会，它们都竭尽全力去拉拢新生。在如龙卷风似的传单、海报和信件之中，有一个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则普林斯顿企业家俱乐部每年一度企业规划大赛的通告——第一名5 000美元大奖，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奖励3 000美元和2 000美元。我把这个指给乔恩看，他也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这笔钱很可观，不过我们需要好点子。我们想了一串，从批量销售影印机到理发，但没有一个可行。
　　很快我就上课了，每天都熬夜到次日凌晨4点，拼命去读五位教授布置的繁多书目。我选了各种各样的课程，但没有经济学，只有像心理学和神学这样的课。那年10月，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错，心理学教授获得经济学奖。卡纳曼从心理学视角来分析经济学，如分析人们冒险或者不冒险的原因和方式。比如说，如果你让人们选择在这周接受100美元还是在下个月接受110美元，他们很有可能马上拿走100美元。他所研究的内容被称为“行为经济学”，我确实被它吸引住了，因为行为经济学是关于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我想，我要创立一个独立的专业，把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
　　也是在第一学期，我和乔恩渐渐成了好朋友，尽管我们都很忙。从一开始我就很喜欢他。他有些羞涩，彬彬有礼，是那种在角落里等信号灯而绝不闯红灯的人（我走路则不遵守交通规则），他还是一个电脑程序设计高手。（此外，他也是个自行车运动的酷爱者，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自行车队的队长。）
　　尽管乔恩根本不是企业家，但他喜欢创意，富有激情，拥有解决问题、打开局面的技巧。不久之后，我和乔恩在我的宿舍里举办了几次“前街”晚会，一次比一次成功。到11月，刚开始规模不大的聚会已经从20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挤进我们宿舍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甚至不得不把隔壁的女生宿舍也打开了，以容纳涌进来的新生。
　　第一个正式的假期是在感恩节，我决定带三个朋友坐汽车回加拿大，让他们看看生活在“肮脏的南方”一直失去的是什么（同时也享受18岁合法的饮酒年龄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在罗得岛看了一场U2乐队的表演，然后挤进了我们的小福特，径直开往蒙特利尔。到那之后，我们冲进了加拿大朋友杰克·科尔、史蒂夫·肖(Steve Shaw)和皮特·麦克法兰(Pete McFarlane)租住的破房子里。
　　高中时，我和朋友们利用加拿大允许私人种植大麻的开明法律，种了大麻。长势最好的小苗被昵称为“马利”(Marley)，在我前往普林斯顿之前，鉴于美国的“政治气候”，我们决定让马利和我的伙伴们一同迁到蒙特利尔，养在黑暗的地下储藏室里。
　　在化肥、人造光和水的生活条件下，马利长得并不好。皮特屡次向我报告它的情况，这让我作好了更坏的准备。但我仍然急切地想见到马利。皮特把我领进了楼梯底部的储物间里。他嘴角带着诡异的微笑，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猛地把门推开，大叫道：“检查一下吧！”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马利长势茂盛，叶子肥厚葱绿，茎挺拔粗壮，已经不是我几个月之前告别的那株植物了。“怎么回事？”我问道，“当时它几乎快死了！”
　　皮特愉快地笑着。“大概四周前，我换了养殖方法。”
　　“怎么养？”
　　“使用蚯蚓堆肥！”
　　我轻声笑起来。“什么？”
　　“我弄到了一个蚯蚓盒子，开始给马利喂蚯蚓堆肥。”皮特解释说，“它不再吃化肥了，从那以后就逐渐恢复过来。”
　　“都是蚯蚓堆肥的原因？”
　　“对，像魔法一样。”
　　我想了片刻，问道：“蚯蚓盒子到底是什么？”
　　我们上了楼，皮特像一位骄傲的父亲一样给我展示他成功的秘密——一个普通的垃圾罐，不过两英尺高，边上围着黑塑料。里面放着盘子，装着看起来很肥沃的黑土，还有西瓜皮、蛋壳和其他厨房垃圾——还有蚯蚓。几百条，甚至数千条。皮特向我介绍说：“它们是红色的蠕虫，长得非常好。超快。”
　　“我没明白。”
　　皮特叹了口气。“这是家庭堆肥处理系统。人们使用蚯蚓盒子已经很久了。我把厨房的剩菜剩饭和其他的废料扔到里面，比如报纸碎片，蚯蚓就会产生粪便。这是理想的肥料。”
　　那一刻，一道灵光在我的头脑里闪现，自此再也没有熄灭。我们可以回收垃圾（这是项有偿服务），把垃圾喂给数吨蚯蚓（这是一个给环境降温的过程），得到蚯蚓粪便（皮特已经证明这是极佳的肥料），然后把肥料卖给大众！ 创立TerraCycle的想法诞生了。
　　我们举办了派对以示庆贺，并邀请了马利的朋友玛丽·简（Mary Jane）。她给了我们大家一个小小的吻，然后我们便睡去了，梦见了粪便和利润。
　　在蒙特利尔的顿悟是偶然发生的，因为企业家俱乐部的企业规划大赛马上就拉开帷幕了，确切地说，就在1月末。乔恩和我一样兴奋，我们两个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蚯蚓堆肥企业的研究之中。
　　首先，我们需要证明它能够盈利。这个想法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便是原材料的成本，也就是，没有任何成本。实际上，因为我们的原材料是普通的食物垃圾，人们还要付钱给我们，因此可以说，原材料的成本为负。这是很大的优点。
　　我们从消费终点开始了废物管理行业，我们早就发现这个市场非常巨大。比如说，新泽西的垃圾填埋场接受一吨垃圾平均收费50美元。在全美国范围内，美国人每年产生的垃圾大约有120亿～140亿吨，其中80％以上为有机垃圾。也正是这些被压缩在垃圾填埋场的有机材料产生了大量的甲烷，使臭氧层遭到破坏，全球变暖。我们规划的远景呢？美国人每年大约支付一万亿美元来处理潜在的有害垃圾，而这些垃圾可以喂给蚯蚓。
　　换句话说，如果有人用蚯蚓堆肥造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就能够帮助地球，而且是以负一万亿美元的原材料成本起家。
　　我和乔恩对写企业规划书都一窍不通，但我们决定一边干一边学。为了帮助自己，也为了让聚会有趣刺激，我们请来了八个最亲密的朋友，一起开始写企业规划书，我们称之为“蚯蚓计划”（Worm Project）。我们的模式就是通过回收大量垃圾，把垃圾喂食给大量蚯蚓来赚得巨额利润。一旦蚯蚓完成了工作，我们就可以把蚯蚓堆肥卖给农民和园艺师。
　　下一步就是出去看看有没有已经在运作的类似企业。令人吃惊的是，我们调查了整个蚯蚓养殖行业，发现由于格雷格·布拉德利(Greg Bradley)实施的可怕的金字塔形骗局，这个行业完全处于蹒跚而行的状态。布拉德利是B&B蚯蚓养殖公司的经理，他创办这家公司只有两年时间。
　　B&B公司是这样运作的：在小城市里举办讲座，宣传养殖蚯蚓带来的奇妙好处。布拉德利给听众介绍相关的知识——红色的蠕虫是一种用来生产堆肥的特殊蚯蚓，它们不仅以惊人的速度分解垃圾，而且每过90天繁殖的数量就会翻番。这是准确无误的。不过，他接着说，他已经和塞拉利昂以及俄亥俄州的一家大型养鸡场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为了履行这些合同，他需要很多很多蚯蚓。
　　带着这个故事，布拉德利在全美进行搜索，寻找那些想快速致富并愿意出钱为他养殖蚯蚓的农民。计划很简单。农民们需要投资大约三万美元以购得3 000磅的蚯蚓（大约有300万条蚯蚓），另外的三万美元用来给蚯蚓建房。每90天，蚯蚓的数量就会增加一倍。布拉德利保证，他将以同样每磅十美元的价格回购增加的蚯蚓，以供应给全世界的那些大买家。所以，他向农民们解释说，养殖蚯蚓可以让他们每个月轻松地赚到一万美元左右。
　　布拉德利还讲了不少成功的例子：阿肯色州康韦的戴维·怀特(David White)投入5 000美元，赚回87 569美元！ 密苏里州皮丘利尔的道格(Doug) 和霍利·斯塔克(Holly Stark)也投入了5 000美元，赚回82 610美元！
　　你可能猜到了这个故事的结果。后来，人们知道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和塞拉利昂签订大合同的买家（自己想去吧），从戴维·怀特、道格和霍利·斯塔克那里购买蚯蚓的买家不是俄亥俄州的养鸡场，而是下一拨被布拉德利说服开始养殖蚯蚓的农民。这个典型的庞氏骗局最后让布拉德利从2 900多名客户手中净获利2 900万美元，而那些客户几年后却陷入了困境之中，因为2003年1月，布拉德利因吸食过量的可卡因身亡。
　　时至今日，在蚯蚓养殖圈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猜测：布拉德利是否真的死了，他是不是导演了自己的死亡而逃到加勒比海的某个岛上了。我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就在布拉德利“身故”的同一个月，TerraCycle成立了。
　　B&B公司留下的残局使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竞争。其他的竞争者是垃圾填埋场，不过我们计划和它们拼价格，因为我们会从另一端也就是销售堆肥中赚钱。此外，垃圾填埋场的名声不好，因为人们知道它们破坏环境。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清泉”垃圾场(Fresh Kills)几个月后就要关闭了。显然，既能取代垃圾场又能赚钱的方法是会受到欢迎的。
　　另一个可能的竞争来自工业堆肥场，它们负责回收家庭堆肥箱，并把箱子扩大几千倍。和我们的经营模式一样，堆肥场赚钱的方法是回收垃圾，把垃圾转化成可以卖给农民和园艺师的环保成品（堆肥）。所以说，堆肥处理的经营模式和我们的“蚯蚓计划”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有两点不尽相同：处理废物的时间长短（我们的要快很多）和产品质量（我们的要好一些）。
　　不用蚯蚓处理堆肥需要6～10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用蚯蚓处理堆肥仅需要1～2个月，而且需要的空间小很多（大约节省90%以上的空间）。最大的工业堆肥场位于艾伯塔的埃德蒙顿，占地有七个足球场那么大。此外，固体蚯蚓堆肥的市场价格几乎是堆肥的100倍。我们模式的最精华的部分是什么？蚯蚓堆肥法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实际上是无气味的，而普遍堆肥法却不是这样。
　　可以想象，我们都极其兴奋。
　　这时我们也发现，多数用蚯蚓来处理堆肥的人都是在盘子里进行的，和皮特在蒙特利尔时的做法相同。需要处理的垃圾越多，需要的盘子也越多。即便是多数以前给B&B公司养殖蚯蚓的那些资深的养殖户（我们招募他们做顾问）使用的也是由几百个盘子组成的系统。所以，当检查情况或者照料蚯蚓时，他们不得不用铲车把盘子铲起来。请注意，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有机垃圾堆在地上，把蚯蚓倒到顶上，等两个月，然后把蚯蚓和它们产生的粪便分开。
　　
　　因为我们看到所有垃圾填埋场都要转换功能，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物流问题。所以，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快速有效的方法来大规模生产和收获蚯蚓堆肥。我和乔恩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系统，但似乎都不能完全适合我们宏伟的计划。离企业规划大赛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如果我们搞不出经营模式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如同很多伟大的（和并非如此伟大的）想法一样，问题的答案是我坐在马桶上突然想到的，当时我在想，靠近自己的粪便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琢磨着：蚯蚓的感受是不是也一样呢？
　　这需要如厕之后作大量的集体讨论。“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动物喜欢靠近自己的粪便居住，即便是在粪便附近。”我告诉乔恩。
　　他表示赞同。“得找个办法研究研究。”
　　我们思考了一会儿。
　　“把蚯蚓放在传送带上怎么样？”
　　“一直保持运行……”
　　“在传送带的一端，我们放上有机垃圾，蚯蚓慢慢地爬向它，一路上吃掉所有东西，留下的是……”
　　“粪便！这就像生产粪便的踏车！我们只不过让传送带运行的方向与蚯蚓爬行的方向相反，它们的粪便就会落到传送带的另一端。”
　　“就是这样！”
　　两个月后，我们团队完成了100页的企业规划，详细展示了“蚯蚓计划”将解决世界垃圾填埋的问题。方法就是每年把几十亿吨的有机垃圾转化成蚯蚓堆肥，而且两头赚钱。2002年1月的一个深夜，我们把企业规划书打印出十份（打印纸用光了两次），并装订起来。这时我们唯一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后的截止日期，一天前就已经到期了。
　　每年美国有两百多次企业规划大赛，它们都遵循一样的基本做法：要求团队提交企业规划书，如果规划得到一组风险投资者和成功企业家的认可，团队就会被邀请去作15分钟的陈述，这个时间是严格限定的。
　　普林斯顿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没有嫌我们晚，同意考虑我们的规划。我们等到3月份，评审还没有结束，此时，我们的团队只剩下三个人了——扎克·费根（Zack Faigen）（我们四位室友中的一位）、乔恩和我。我们意识到，其他人都不打算从事蚯蚓堆肥业，他们只喜欢创业的新奇想法而已，并不想真正干起来。
　　评审第一轮挑了15个团队来陈述他们的构想，在这些主题中，有的是关于交换学生家具的，有的是让学生在课堂上给老师发短信提问以取代举手的。有些构思比较有新意，其他的一般。
　　由于我们在企业规划书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坚信仅凭它的优点就能够胜出，所以对陈述并没有太在意。此外，所有内容在长达100页的计划书中都一目了然，所有评委都必须阅读，故此，我们作了即席陈述。我们智慧巧妙的想法得到了肯定，第一轮评出了四个最佳项目，我们的“蚯蚓计划”名列其中，角逐最后一轮比赛。
　　我们预测，会稳操胜券。
　　结果，我们站在了胜利者的行列。不过令我们感到意外和郁闷的是，评委们只大致看了我们的规划书，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规划书的内容，而是它的纸张重量和规划的小规模。他们就是仅凭这些优点把我们推到了最后一轮。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名列第四——唯一进入决赛的没有奖金的团队。
　　那天晚上，扎克、乔恩和我在寒风中疲惫地走着，羞愧地低着头。我抱怨说：“我不明白，我们的企业规划书构思巧妙，我们考虑了每个环节。为什么没有赢呢？”
　　那两个人耸耸肩，极力让我高兴起来。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我需要改变一下，考虑考虑别的东西——除了蚯蚓之外所有的东西！我意识到，这些天除了进行期中考试和竞赛，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我建议去吃牛排。 
　　当我要的T骨牛排端上来的时候，我一直感到疑惑的问题的答案就像一吨“堆肥”砸了下来：我们永远没有机会赢得那场比赛！“牛排和‘嘶嘶声’，”我大喊，“我明白了牛排和‘嘶嘶声’的区别！”
　　乔恩和扎克抬起头来。“啊？”
　　“伙计们，我们的计划就是牛排。一块美丽的牛排，但仅仅是牛排而已！”
　　“所以？”
　　“所以他们不需要牛排，”我解释道，“他们需要‘嘶嘶声’。他们让我们根据规划把‘嘶嘶声’卖给他们。”
　　乔恩笑着说：“我懂了。评委们不可能劳神去读规划书，因为我们做了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情——向他们解释计划。”
　　扎克点点头说：“卖‘嘶嘶声’，就是15分钟的事情。进去把所有东西都整齐地装起来。让人们在15分钟内对我们的规划兴奋起来。”
　　乔恩表示赞同。“确实，如果我们不能让像‘蚯蚓计划’这样的革命性想法运作起来……如果我们不能说服人们去购买它，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在那个寒冷的3月，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企业规划大赛中失利，但我们得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明白了对牛排“嘶嘶声”的需求，这个教训我们会在毕生的职业生涯中牢记。我们弄清了失利的原因，但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
　　生活继续着——读书、学习、聚会，但我无法忘记“蚯蚓计划”。无论我怎样努力去忘掉它，好像就是做不到。我曾经用一段时间为学校的一个戏剧俱乐部画海报，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忘掉“蚯蚓计划”。我和罗宾聊了一点这方面的话题，他喜欢古怪的想法。通过聊天，他被完全说动了，准备以销售堆肥为生。然而，除了我们共同拥有热情之外，加上我在宿舍的一个鞋盒子大小的容器里养了2 000条蚯蚓，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幸运的是，乔恩也没有忘记“蚯蚓计划”。在上网的时候，他搜到了收集蚯蚓堆肥的产业规模系统——哈里?温德尔的蚯蚓堆肥机。我和哈里说话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是个十足的疯子，但属于我们这类的疯子——疯狂的发明家、疯子科学家，他现在正在制造大型的蚯蚓堆肥机和堆肥筛。哈里的系统和我们的想法一样，都运用了传送带原理，只是他把这个理念上升到一个全新水平——确实如此。哈里的蚯蚓堆肥机拥有多层传送带，占用的空间仅是我们想象的1/10。
　　“蚯蚓计划”又开始启动了，我兴奋不已。我很快和哈里谈好交易：他同意给我们建造一个处理普林斯顿大学垃圾的系统；他答应给我们半价——仅两万美元。不过，我和乔恩都没有两万美元，就连5 000美元也没有。
　　我和乔恩浑身充满了力量，我们着手解决下一步：从哪里弄来喂食蚯蚓的垃圾呢？幸运的是，我们很快有了答案。我们开始游说普林斯顿大学，让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期间处理学校食堂的垃圾。我们开始做食堂管理者的工作。谈了五次之后，他同意了，即我们签约整个暑期，每天运走威尔科克斯食堂的垃圾，晚上把空的垃圾桶送回去。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行政大楼，争取得到整个暑期接手垃圾的许可。谈了不止五次，他们同意了。随后，我们还要去土地管理部门，让他们提供放置蚯蚓堆肥机的地方。你猜对了，又谈了不下五次。等了那么久，不过我们在磨炼我们的推销方式——为了给牛排一个机会，我们销售“嘶嘶声”。
　　到了第13次，我等不及了，因为学校就要放假了。我打电话给哈里，让他动手给我们制造蚯蚓堆肥机。我们决定购买我们买不起的机器，我们这是在冒险，不过我们相信“蚯蚓计划”，并愿意为它的实施作出一切努力。我们也将明白这个道理：有时它的索取超出了你的给予。
　　还有两周本学期就要结束了，这时我们终于接到了学校的官方通知。为了良好的信誉，我和乔恩把各自的钱放在一起（总共5 000美元）寄给了哈里做首付。他说6月中旬机器就会做好。接下来，我打电话给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安东尼·格林，他答应把他在成年仪式上得到的5 000美元借给我们。紧接着，我拿父母给我的信用卡进行了最大额度的透支，然后给他们打电话借了剩下的钱。一个月内，我凑齐了所需的两万美元。
　　一时兴起，也为了确认哈里做事妥当，我决定在放假的前一个周末去趟佛罗里达。我约了诺埃米·米尔曼与我同去，她是一个月前加盟进来的戏剧专业的大四学生。我的钱只够租车48个小时，而诺埃米是一个典型的纽约人，没有驾照，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开20个小时的车到佛罗里达。
　　路上，我和诺埃米一起给公司起名字。我们开玩笑地提到了几个著名的名称，如Gia Green、Magic Worm和TerraPoop。当我们从佐治亚进入佛罗里达的时候，我们锁定了TerraCycle。不久，我们到了哈里的家，房子坐落在沼泽地中央。哈里骄傲地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奶牛贝西，这头奶牛一直享有“环保除草机”的美誉（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贝西成了我们的盘中餐）。我们在外面溜达了四个小时，相互了解，谈论蚯蚓堆肥机的事，随后按原路返回，又是一个20小时的车程。我们好不容易在租期结束之前赶了回来，不过违反了交通规则，当时我让诺埃米开了一会儿车，因为这总比让我趴在方向盘上睡着好。
　　四周后，我们的新朋友哈里带着我们那全新豪华的蚯蚓堆肥机来了。12个小时之后，诺埃米甩手不干了。
　　乔恩辞了在马里兰州的工作跑来救急，帮助铲掉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正在腐烂的垃圾。为了庆祝创业开始，我们举办了一场疯狂的聚会，把所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和媒体都请了来。我们邀请了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拉什卡(Rascal)，他给正在运行的堆肥机涂了油漆，来的人中还有一位艺术家兼摄像师吉姆·巴德曼(Jim Budman)，也就是绿适服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巴德曼的弟弟。大家玩得都特别开心，啤酒也喝多了，睡下时已经很晚了，不过这让我们在当地媒体中有了一点名气。
　　但在很大程度上，6月过得很黑暗。我们旋风般地购买了蚯蚓堆肥机，说服普林斯顿允许我们做自己的事情，但我们没有计算自己食宿的费用，结果发现自己要破产了。那一周睡在朋友宿舍的地板上，四处寻找吃的东西。早上起床后，我们去食堂收垃圾，把它们运到蚯蚓养殖场。把垃圾粉碎之后再铲到运转的堆肥机里，直到下午两三点钟。6点左右，我们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入了堆肥机。接下来我们去吃晚饭，然后跑企业的事情。我们把企业规划书送给了每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的风险投资机构，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赞助，然而得到的只有一连串的回绝。
　　暑期慢慢地过去，情况变得越来越黯淡。对我来说，唯一的休闲就是在吉姆?巴德曼的SOHO工作室里度过周末，或者去逛纽约。7月末，我们真正做到的就是证明蚯蚓堆肥机确实在发挥作用，生产了大量的排泄物。然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彻底失败了。我们收走别人的垃圾没挣到一分钱，也没有卖掉一磅的堆肥。没有必要再装下去了——“蚯蚓计划”根本没有成功。
　　记得那个晚上，我终于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躺在地板上睡不着，心里想着如何向所有借钱给我们购买蚯蚓堆肥机的人解释，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和乔恩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们决定在eBay上出售蚯蚓堆肥机，用这笔钱去还掉部分债务。我呢，只好在接下来的三个暑假里去投资银行工作，以还完剩下的债务。
　　碰巧，就在那天上午，按照事先的安排，我和乔恩要在一个地方电台访谈节目里就“蚯蚓计划”进行现场解答。我们觉得这个方式很好，决定不取消节目，也许能在9月份开学之前成功完成我们的蚯蚓堆肥企业的实验。所以，在8月初的那个晴朗的早上，我们开着忠心耿耿的老货车去了位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附近的WCTC.AM演播室。我和乔恩详细地向早间节目主持人伯纳德·斯普林格(Bernard Springer)讲述了我们的故事，从我们在蒙特利尔第一次感到惊讶的时刻到企业计划的彻底失败，从处理食堂垃圾被拒的悲哀，到生产出蚯蚓堆肥时的苦与乐。半个小时的访谈瞬间就过去了，我们走出来时，手里握的是节目的录音带和一个即将关闭的企业。
　　当我们回到普林斯顿的时候，我的邮箱里有一封发自休曼·辛哈(Suman Sinha)的邮件。这类邮件往往被人们视为垃圾邮件而自动删除，好在我没有这样做。
　　我打开邮件，擦擦眼睛。
　　上面写道：“我想投资。请联系我。”这几个字将让“蚯蚓计划”起死回生。
　　那天晚上，休曼、乔恩和我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就餐。休曼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有钱，也具有企业家精神，正等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他对“蚯蚓计划”的环保优势比较感兴趣，同时也认为它能够盈利。吃完饭后，我们开车去了校园的大南边，带他去看蚯蚓堆肥机。我为他详细介绍了堆肥机工作的原理，然后，我们就静静地站在那儿，看了堆肥机好一会儿。终于，休曼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么……你需要多少钱？”
　　“你有多少钱？”我的心剧烈地跳着，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他爽快地笑了。“2 000美元怎么样？”
　　“很好。”我不假思索地说。
　　“听起来不错。”他说，随手签了一张支票。

第

页

关于我们 | 版面设置 | 联系我们 | 媒体刊例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