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前，来自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五十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不仅挑战了美国顶级信用评级的地位，更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评级机构的声音。该报告的主要策划者和撰写者，就是大公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和他的科研团队。
　　关建中的办公室，朴素、简单，甚至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墙上书法作品中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诚信天下”。在短暂的思考后，关建中缓缓触碰了自己记忆的开启键，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起了他和信用评级不得不说的故事。

　　做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

　　关建中出生于山西，这里是中国金融业的滥觞之地，是中国资本市场和信用经济的发端之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即将消亡的前夜，平遥城中“日升昌”老板雷履泰尝试开展金融票据、存贷和汇款业务，可谓“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从此，450家山西票号从这块土地出发，开进全国一百多个城市，一直开到了欧洲，勇敢而执着的晋商把他们的名号以及“汇通天下”的理念伴随着走西口的歌声传递四方。关建中一直认为，山西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不仅给予了他生命的坚强和独立的个性，而且祖先诚信立业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他日后选择人生道路时的推动力。
　　早在山西财经学院读书的时候，关建中就是老师、同学眼中的好学生。这种“好”，不仅是学习成绩的优异。关建中一直不满足于课程设置的机械化和当时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知识贫乏，总想突破一些束缚他对知识渴望的限制。在自身专业之余，他认定哲学和《资本论》为自学的主要方向，《资本论》原著及注释，《政治经济学词典》等饱含着经济学原理的经典论著，他都是靠自学完成的。回忆起读书生活，关建中觉得虽然艰苦，但心中充溢的是不断追求新知的满足感。“记得那个时候学校经常停电，特别是周末，我为了争取时间，经常点着蜡烛学习，那段时间真的非常苦，但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这对我日后形成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养成从辩证角度观察研究问题的习惯来说，意义重大，成为日后支持我对人生和事业道路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他如是说。
　　如同上个世纪大多数大学生的事业道路开端一样，关建中在毕业后被分到了不错的单位，后又因工作能力突出，几年后他被调往北京进入国家部委，在航空工业部财务司工作，还成为了当时部里最年轻的处长。在旁人看来令人羡慕的事业和前途，关建中却始终感觉不安。在他的观念中，人总要在不断超越自我中实现人生的意义，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想超越当时的一些环境限制，做一些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他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中等待着属于他的机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华大地上涌动着经商热潮和人们对资本的好奇。关建中也在滚滚经济大潮中出“海”了，虽然他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体制和公务员身份，但他的勇敢和果断至今都让人感觉当时那决定极具魄力——他牵头组建了中航技投资公司，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经商队伍中的一员。

　　人生总是面临着选择

　　离开机关投入商海，走出国门又回到中国，离开国有投资公司来到大公国际……这一路走来，关建中的人生总是在得失之间面临着选择。他从来不为自己失去的而后悔，因为，一个总是向后看的人才会在意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一个向前看、永不满足的人，更期待着创造的未知和未来。
　　1993年，关建中在扫雷部队的引导下踏上刚刚结束长期战争的柬埔寨。在柬埔寨，关建中在和该国总理、中国大使、华侨领袖交流后，有了在柬埔寨办一所国家银行的想法，他向集团公司申请，但没有获得批准。这一次的试探和受挫，使他深刻认识到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不久，关建中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为了学习金融资本运作方式，他向集团公司提出申请，带上他的团队来到了华尔街。
　　华尔街是全球金融中心，当时，中国人出现在华尔街是一件很让外国人好奇的事。关建中和他的团队在这受到了十大投资银行高层高规格的接待。说起在美国做投资公司的经历，关建中面容中至今还透着当年那股兴奋劲儿，是啊，那时，年轻、激情的他正铆着劲儿大干一场，而这块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土地完全激发起了他创造未来的热情。“那时我站在在世贸1号大厦的最高层俯视华尔街，马路上的汽车只有甲壳虫那么大，穿梭往来，那一刻，我油然而生一种征服纽约的冲动。”这么多年以来，他说自己始终记得当时心中涌动的那份激情。恍然间，在这个成熟稳重的中年男人身上，记者竟看到了20岁青年眼神里才有的那种锋芒。
　　关建中在华尔街学到了一整套资本运作以及西方金融业的思维方式，但当他准备放手大干的时候，发现困难远比他想象得复杂。关建中面临的前几个商机就是在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失败。当时中国在境外融资很困难，恰巧国际新的卫星资源短缺，中国卫星公司又希望在美国完成一个卫星的商业项目。关建中找到了在佛罗里达的一家卫星公司，促使中美双方出资共建，然而好事多磨而半途夭折。随后，关建中开始为整合国内造纸行业寻求合作单位，也仍然没有得到集团公司的响应和认可。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高端项目的上马及融资合作是非常大胆的动作，也是风险性很高的行为，最终因为当时有关领导的各种顾虑，使原本很好的机会只能被遗憾地放弃了。
　　1997年，关建中回到中国，在华尔街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当年中国的商业环境，让他感到自己在祖国的土地上还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回首以体制内的身份在商海沉浮中所遇到的困境和挫折，关建中发现这样继续下去，并不是他所梦想的实现一番事业的人生，并不能真正地“做别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于是，经过一番审时度势的他迈出了那时人们认为近乎于“疯狂”的一步：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体制，弃政从商，完全彻底地下海了。

　　背水一战　卖房做公司

　　关建中彻底下海，背水一战，一脚踏入的就是大公国际。
　　对于评级行业，他并不陌生。早在1989年大公国际筹备之时，关建中就已经是筹备组的一员；1993年，关建中积极促成了大公国际的创始人到美国与穆迪和标准普尔的高层接触。
　　创业选择信用评级行业，关建中可不是“拍拍脑袋”的决定，而是“早有预谋”。早在华尔街，他就看到了信用评级对整个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资本市场安全运行的重要意义，回到中国，他深深感受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宏大前景以及整个市场环境留给信用评级机构的巨大发展空间，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机会已经来临。
　　但是，直到1997年关建中回国加入大公国际时，这家公司仍处于起步的艰难阶段，当公司最需要资本的时候，他毅然把在北京的房子卖了为公司通融资金。听到这里，连记者都倒吸一口凉气，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却平常地笑了笑。
　　关建中掌舵大公国际，是离开了舒适的央企而为自己“找罪受”。在庆祝大公国际成立1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他颇为辛酸地写道：“十年来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黎明什么时候到来？”在大公国际，关建中始终在思考公司的发展方向和评级机构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在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对全球评级行业进行垄断的形势下，关建中考虑必须引进国外经验为自己注入发展的血液，于是就有了1999年7月30日，大公国际在人民大会堂与全球顶级资信评估公司穆迪签署的三年合作协议，协议一经签定，大公国际为全世界所知，穆迪评级行业的技术资料、信息和人员培训。大公国际抓住了合作机遇，迅速成长，2000年大公国际在长城饭店发布了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并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公信用评级方法》。关建中决定把这项斥资百万元的研究成果无偿地向社会公布，在当时这是一项非常惊人的举措，“其重要意义在于传播信用思想文化，推动评级市场建设和技术进步。关建中淡淡地解释。
　　对于关建中和大公国际来说，与穆迪合作是他们命运的第一次转折。而大公国际命运的第二次转折则是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决定——拒绝穆迪的合资要求，牢牢把握中方的控股权。尽管在大公国际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那时，中国评级业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萌芽到走上快速扩张的轨道，又经历了整合收缩，逐渐形成了五大评级机构鼎立的态势，而当进入2006年，与外资合资合作成为时尚，美国评级公司乘机进入中国市场时，评级合资亦变成了大势所趋，孰不知，评级合资埋下了重大的风险隐患。此前，外资掌控的新华财经有限公司已掌握了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62%的股份;与大公国际合资失败后，穆迪转而走向了与惠誉分手不久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2006年4月，穆迪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2008年5月，惠誉宣布完成联合资信49%的股权收购；2008年8月，标普与新世纪签署技术服务协议，但双方都毫不隐晦表达了合资的愿望。至此，中国五大评级机构被美资控制其四，相当于我国2/3的信用评级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建中一方面努力于扩大国内企业对信用评级的需求、培育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还要同时面对国际和国内同行竞争的压力。“出卖评级机构的特许经营权是一个便捷的赚钱手段，而如果大公国际被外资吞并掉，那么，当初他关于中国评级机构的构想也就风吹云散了……”这样的却想法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大公的发展思路却逐渐清晰起来……

　　坚持独立的大公国际之路

　　这个阶段对于关建中和大公国际来说，都是痛苦而艰难的。2006年5月，恰好有一份杂志约稿，这给了关建中一个机会去揭示和思考评级的本质和大公国际将来发展路径的契机。几天后，融进他深层次思索的《对中国信用评级业的再认识》一挥而就并在金融媒体发表，这是关建中多年评级业摸爬滚打经验的总结，也是他面对国内国际挑战剖析评级市场得出的判定。他终于确定了人生的坐标——将炽热爱国激情和理性的历史责任铸为一体——矢志不渝地坚持走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发展之路，而且，这一次他更加坚信，强大的民族评级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找到了大公国际历史方位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关建中又一次充满了当年在华尔街的沸腾之感，虽然这条道路会走得异常艰难，但是他切实体会到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当时自学哲学和《资本论》的时候，我就牢牢地记住了看问题时要辩证，要看本质；今天，我深深认识到了评级话语权的本质是中国强大力量的体现，我会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在访谈过程中，关建中不时地拿起茶杯喝冲泡的山西苦荞茶，话题再一次触及了晋商和晋商文化。“说到底，晋商文化是一个信用文化——比如银票就是一种信用的创造。那时候我的祖先通过对银票的汇兑来实现他们‘汇通天下’的理想。如今，在信用高度全球化背景下，整个金融运作对信用评级依赖很强，如果大公国际的评级信息在社会上广泛得到应用，我也就是实现了祖先追求‘汇通天下’的目标。”他满怀深情地说。
　　当大公国际对外发布《五十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时，外媒评价：“终于听到了来自东方的声音。”而此时的关建中的目标比这还要远大，还要广阔……
　　他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新世纪以来这一格局迅速逆转，债权国演变成债务国，债务国随着新兴经济体发展变成债权国。然而，这样的逆转格局却没有伴生评级话语权相应的变化，债务国还在主导评级话语权。“由债务人评价债权人的风险，这是非常不恰当的，此次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种种弊端。比如，全球最大的债务经济体都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欧洲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信用等级也都非常高……”
　　关建中认为，这说明当债务国掌控评级话语权时，整个债权债务的关系不能得到稳定，世界经济就不能良性发展。如今，到了整个国际评级体系格局的改变之时，中国评级机构的崛起将能够有力地保障中国债权国的利益，是一个历史必然。大公国际则是带着这一历史使命登上了国际评级舞台。“我们怎么规划未来很重要，仅仅发布50个国家的评级报告是不够的。”在关建中的规划版图中，大公国际已经准备好扩张到海外，已经着手向全世界提供公正、客观的信用评级信息，满足世界经济发展对信用评级的需要。
　　在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的大路上，关建中和他的团队将以创新、创业、创世界一流的激情与果敢，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以放眼全球的宽阔视野，迈开双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闯下去。

    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坚持

    在大公，每位员工都曾切身地体会到关建中总裁的完成工作标准——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