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药养医”、“药价虚高”、“无中生有的千余种新药”、“因病致贫”、“医疗公平缺失”等词语频频出现在本次两会议案提案之中。医改，仍是今年两会关键词之一。

　　“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还远未成功，医改将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艰巨的庞大工程。”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对记者说。
　　与储亚平一样，多年来一直关注医改的代表委员可不在少数，“以药养医”、“药价虚高”、“无中生有的千余种新药”、“因病致贫”、“医疗公平缺失”等词语就频频出现在本次两会议案、提案之中。医改，仍是今年两会关键词之一。

“以药养医”——看病贵的症结所在

“医改”将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艰巨的庞大工程。新华社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北省副主委蔡玲告诉记者，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4年，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从10.9元增加到117.7元，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从473.3元增加到4283.7元，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以每年18%的速度在增长，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以每年16%的速度在增长，大大超出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那么，是什么导致医疗费用如此快地上涨呢？
　　蔡玲委员认为，现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费用飞速上涨。这种体制把医生利益与患者的利益置于一种反向状态中：患者想尽量少花钱，看好病；医生从患者支付更多医药费、检查费中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医生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这种反向关系，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结果，患者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是放弃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有36%的患者采取自我医疗而不去医疗机构就诊。另一种是被迫放弃其他消费品需求，来支付高昂的费用，局部地区还经常出现“一人住院，全家返贫”的情况。
　　蔡玲说，由于政府对药品价格的宏观调控效果有限，反而强化了普通消费者“看病贵”的心理预期，同时弱化了普通消费者对政府宏观调控的信任度。因此，只有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重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利益机制，把医生利益与患者的利益置于一种正向状态中，才能达到医改的真正目的。

“旧药”换“新颜”——《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难辞其咎

　　“从1996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药品价格秩序，从此药价步入漫长的降价之旅，如今已经有20次了。理论上计算，这20次的药品降价金额至少在数百亿元，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有药品和药价却是另一番感受——药品品种日新月异，看病贵依然是难以根除的痼疾。”储亚平委员对记者说。
　　药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行政降价为何收效甚微？为何行医几十年的老医生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药”亦是一头雾水？储亚平指出，《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难辞其咎。
　　据他介绍，《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新药申请，是指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的注册申请，已上市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新适应症的，按照新药申请管理。”如此一来，批准新药不看成分、不分包装，形式、剂量改变都可以成为新药。与美国同类机构的对比数字也显示出了这一规定的漏洞：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FDA”）仅受理了148种；200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新药1113个，同期FDA仅批准新药81个。
　　储亚平建议，修改《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的第8条规定，对药品的名称进一步规范化，统一为通用名。药品一般有三种名称，即化学名、通用名和商品名。化学名是药品的学术名称，通用名是国家药典采用的法定名称，不论哪个厂家生产，同种药品的通用名都是一致的。而商品名是指药品生产厂商自己确定、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产品名称，在同一通用名下，可有许多商品名称。如百服宁、必理通、感冒清、白加黑等都是“对乙酸氨基酚”的商品名，罗氏芬、丽珠芬、康力舒等是“头孢曲松钠”的商品名。这些云山雾罩的药品名称在遇到药品降价的政策时就成了“力挽狂澜”的对策。据业内人士透露，厂家为了销售，每次降价都会有降价药品停止生产、更换名称和包装后再次登场的案例。
　　储亚平为记者讲述了药品价格虚降实升的过程：“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改头换面经过审批后高价上市——药品降价变成了涨价”。随着降价药的消失，一夜之间又生出了很多“新药”，如已不常见的普通红霉素药品，“重生”后市场上有47种名称，价格是过去普通红霉素的10倍。

“政府指导，农民自理”——农村医改的发展方向

　　今年两会召开前，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戴秀英专门走访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五个乡镇1736家农户及26个村的卫生室调查情况。在掌握了大量信息后，戴秀英认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目前还存在五大难题。
　　首先，农村居民合作意识不强，自愿参保率不高，许多健康的农村居民有钱也不愿参保；第二，大病报销比例低，70%的费用要农民自己掏腰包，住院费起付线高，封顶线低，导致患者因病返贫或是不敢看病；第三，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可是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患者都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第四，由村干部挨家逐户征收农村合作医疗费，难度较大，很难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第五，目前大多数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人员，是从卫生部门内部调剂或从其他部门暂时借用的，属临时性机构，没有编制，而且大部分乡村的管理人员为兼职，人手偏少又缺乏经费，效率不高。
　　戴秀英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居民多年来参保意识低，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因此，应采取政府指导，农民自己管理筹资、支付的运行机制，创新管理办法，强调农民在合作医疗中的“自治”，充分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
　　其次，要扩大报销病种范围，并对当年没有发生医疗费的农民提供免费体检，让更多的农民受益；降低住院费起付线，提高封顶线，让生活困难的参保农民能住进医院；及时调整补偿标准，使基金既不沉淀过多，也不出现透支，提高农民受益程度。这样，才能逐步扭转农民的参保意识。
　　此外，还应成立各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建立合作医疗管理组织、参保者和医疗单位三方制约机制，委托农村信用社代扣合作医疗缴费的制度，提高管理效率，规范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运作，降低医疗成本，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最后，要对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行为进行规范，通过推行单病种最高限价的办法，对医疗费用进行有效控制；保证合作医疗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建立各项监督审计和公开的制度，监督资金使用的安全。

将医改指标纳入地方政绩考核

　　很多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将地区平均药价、医疗基础建设投资所占地区税收比例、农村居民参保比例、农村居民人均可用医疗费用年上涨比例等医疗改革指标列入地方政绩考核中去。
　　蔡玲等委员表示，虽然政绩考核并不是万能的，但当前情况下，将医改指标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一定能使医疗改革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