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旅居法国的华商张云逢怀揣着7位在海外做生意的朋友筹集的一笔创业资本回到故乡北京，在中关村开办了“索琅国际有限公司”。可张云逢说：“我现在仿佛走进了冬天，越来越觉得冷，越来越觉得底气不足。”
　　摆在张云逢面前的难题，一是自有资金用完，就算把全部的家产搭进去，公司也可能难以为继。而另一条道路就是被国外收购，让中关村孵出的这枚“金蛋”，落入外国人口袋中。

站在“死亡之谷”边缘

　　索琅国际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物科技方面的市场化开发。项目之一是与中国科学院从事基因研究的有关部分合作，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场，为普通人群提供遗传基因密码测试的健康咨询服务。另一个项目是从特种药物中提取衍生物，为眼疾患者提供康复治疗的护眼产品及器械，不久前多项科研成果刚向国家提交了专利申请。
　　搞高科技，起步之初就是要“烧钱”。到现在为止，索郎公司已经花掉了650万元，而下一步进入中试阶段后，眼见就要投入更大笔的费用买设备、试剂、试验用的原材料……这两个项目在进入市场、产生效益前的总投资预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么大一笔钱，已远远超出了张云逢的筹集能力。
　　就在这时，两家国外企业找到了张云逢，其中一家表示开价2000万美元收购，另一个愿投800万美元占有绝对股份。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基因研究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生物技术是只会下“金蛋”的母鸡，绝对值得投资。
　　但张云逢说：“近些年，不少企业‘夭折’科技成果流失国外的事件屡屡发生。但为了保护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不流失国外，我并不愿意接受这两笔投资。”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高科技产品在开发前期风险大，大约有1/3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会死亡，被称为“死亡之谷”。中关村每年新增4000多家企业，死亡数量也是4000家左右。而张云逢此刻，正站在“死亡之谷”的边缘。

政策性金融资助“美丽但难摸着”

　　为了渡过难关，张云逢向银行申请贷款400万元，但是，银行要求有不动产及担保公司担保。“我们公司除了一批技术人才、专利成果和30多台电脑外，连办公室都是租的，而无形资产又不能作为信贷抵押品，贷款这条路算是给堵死了。”
　　中小企业创业之初另一种融资方式是申请获取政策性资金支持。目前我国政府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最主要的政策性资金支持手段是科技部创新基金。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创新基金的申报项目中，只有1/4左右真正能够拿到钱。而且由于审查项目较多，程序要求严格，今年申请的项目，要到明年才能拿到钱。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说，申请这笔钱太费时费力气，而且数量有限，实在不划算。政府的直接帮助，就像蜻蜓的眼泪，美丽、透明，摸不着。”张云逢感叹道。
　　目前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在研发阶段、中试和产业化阶段对资金的投入比例是1∶0.7∶140。而在国外这三个阶段比例一般为1∶10∶100。有关专家指出，政策性金融支持手段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融资体制不畅，是导致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体制问题。
　　据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调查显示，在高科技企业密集的中关村，有57%的企业反映园区和政府的支持项目(如“瞪羚计划”、“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对企业融资影响很小或不了解。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又相对滞后，企业对政策性资金渠道缺乏足够的了解，影响了实施效果。

风险投资不青睐产业前端投资

　　风险投资被西方国家证明最适合于高新技术企业前期的融资方式。可是，当张云逢向国内风险投资企业抛去“橄榄枝”，却屡屡遭遇冷落。他说：“国内风险投资更青睐于发展到中后期的企业。”
　　中关村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负责人也告诉记者，2000年前，这家公司主要投资方向是IT界的初创期企业，是真正的“风险投资”，但由于国内缺乏好的技术和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公司出现了严重亏损，近几年来不得不转向中后期较为成熟的项目或者传统产业。
　　事实上，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发展水平与广大中小科技企业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一方面是国外普遍采用的风险投资基金在我国并未建立。另一方面，在2003年前后，全国风险投资机构出现大幅度缩减、投资总量下降的局面。中关村80%以上的企业至今都没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过。
　　有的企业家认为，风险投资的有效介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只有提供优惠政策，对进行产业前端科技投入的风险投资公司给予一定的补偿。同时完善现有的风险投资体系，尤其是退出机制，才能激活风险投资市场。
　　与众多“嗷嗷待哺”的民营科技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大量游资仍沉积在民间。有人估计，现在民间游资数额大约在9000亿元以上。如何聚合这些资金，把它们引导到国家建设需要的地方去，值得关注。有消息称，上海、天津已经出现了“天使投资俱乐部”。这些“天使投资人”主要是过去从高科技行业起家的成功者。他们既有雄厚的财力，也有投资新行业、新技术的胆识和远见。
　　张云逢苦笑着对记者说，“虽然现在还面临重重困难，但我会祈祷，希望‘天使’快快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