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从今年7月开始，浙江将逐步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首批小额贷款公司经审核、依法注册登记后，将于9月初正式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这并不意味着民营银行春天的到来，也不是地下钱庄合法化的开端，而是农村小额信贷这一民间金融资本的政府管理和引导模式的推广。

　　小额信贷可以解决一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目前我国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资金短缺，而是在资金被行政冻结出现的民间利率恐慌性上涨，造成企业融资成本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命门。
　　小额信贷公司与其说是政府放行民间金融公司的尝试，不如说是政府管理民间资本的艰苦努力，但对民间资本管制恐怕很难成功。以利率而言，目前民间信贷市场利率已经达到高位，在北京地区，向民间贷款公司抵押房产贷款，月利率通常为8%，折合年利率高达96%。目前央行规定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是7.47%，民间贷款公司利率是基准利率的12.85倍，温州等地的民间利率大多如此，月息达到6%、8%左右。试想，民间资本怎么可能放弃如此高的利率，转而成立小额信贷公司受制于人，在银行利率的碗里分羹呢？
　　利率急剧上涨是资金拥有者无良吗？否，是银行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风险加大的结果。浙江温州、江苏吴江、福建晋江和广东东莞等地的此类民营制造企业正面临倒闭的生死之痛；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贷款不确定性增加，坏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面临的原材料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难题，这些风险通过信贷价格上升的方式反映到金融市场。民间利率上升是银行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下滑的结果，现在央行试图控制民间信贷利率，其实是想将政策的负面效应转嫁给所有的金融机构，一定会遭到市场的反弹。
　　从某个层面上讲，信贷政策是激励机制，通过信贷价格上升，筛选出可以通过信贷价格考验的优质企业，通过放开信贷使金融机构建立内部的市场筛选机制。目前一刀切地紧缩信贷的做法，甚至辅之以窗口指导，按照赵晓先生的说法，无异于使大多数企业考试不及格，目前的信贷与一刀切的利率政策成为错误激励的样板。
　　在我国经济面临转折期的关键时刻，有关方面必须改变激励机制，给予银行一定的利率自主权，同时放松信贷，给制造企业以喘息之机，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合作，帮助中国企业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