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天的两会上，民革中央的提案又一次指向了公车改革。提案建议将公车管理纳入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下的公车管理体系，对公车消费进行总量控制。并建议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的专车，改为公务用车。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最近披露，根据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从2005年到现在，每年行政经费是以1000亿的速度在递增，其中公车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全国的公车大致是230万辆，开支在1500亿-2000亿之间”。叶青还提到，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有几个例子是让我目瞪口呆的”：第一个例子，“一部车一年的维修花了10万块钱”；第二个例子，“有一部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这个就说明每一周换一个轮胎”。
　　公车私用，浪费严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公车改革和遏制公款吃喝这样的问题，已经讲了十几年了。早在1997年，广东省就开始了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国家启动部分中央机关的车改试点，并同时在浙江、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试点。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公车改革的提案再次引发群众热议，由此出现了2004年前后的全国性公车改革高峰，北京、广东等地试点公车货币化改革。但效果如何，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按理说，公车改革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就拿超标购买使用公车来说，这种违规毫无隐蔽性可言。什么级别只能买什么档次的车，从1994年起国家就有明文规定。副部级以下只能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对公车超标进行监督的技术难度基本不存在，因为东西明摆在那里，天天招摇过市，是否超标一看便知。
　　和十几年前相比，现在的轿车价格便宜了一大截，性能也更好了，按说这个标准理应再往下调。但我们知道，即使按这个标准，又有多少官员严格执行了？很多人都看到，百万级别以上的豪车随处可见，这些动辄一两百万的豪车，与工作需要完全没关系，它们既不擅长越野，也没别的特殊功能，仅仅就是豪华。
　　时至今日，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怎么就像牛皮癣一样顽固难治呢？技术上的办法在以往的公车改革方案中已经出台很多了。比如，2009年一些地方进行的公车改革，取消一些专车，改为发放补贴，但不久，辽阳市爆出某区长车改补贴每年高达8万元的消息。这让人不禁想起了当年治公款吃喝的笑话，有地方规定只能四菜一汤，结果有人记账的时候按每个人四菜一汤算。
　　看来公车改革陷入困境的根源不在具体的手段，而要从权力监督的根子上找原因。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即使有规定又如何，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照样弄出各种四菜一汤的闹剧来。反正你管不了我，我怎么弄都是理。就算规定了只能买10万以下的车，没有真正有力的监督，照样有人会花50万去改装。
  　此次有人提出，人大完全可以控制政府的公务车，因为政府的所有花费都是通过政府预算获得的。按照法律，审查和批准预算、监督预算的执行过程，乃是各级人大首要的责任，也是首要的权力。但关键还在于，在现实运作中，人大是否真的落实了这个权力。政治的基本机理其实并不复杂，政治其实是各方实力的制衡与博弈，你没有实在的权力制衡我，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
　　公车改革的困境其实凸显了当下中国改革的一些根本性的瓶颈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权力和利益处于脱节的状态，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极小，改革的主要障碍还是来自于观念，只要人们认为是对的，就会去做。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的主要阻力已经由利益决定了。任何一点触及利益的改革，如果没有有效的权力去推动，就会困难重重。
　　这正如此次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现代化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