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节后，春运运力紧张并没有成为新闻，沿海城市出现大面积民工荒却被各大媒体频繁报道。在金融海啸过后的复苏阶段，大量就业岗位虚位以待，呈现出劳动力市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当然也为各方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一方面，企业恢复招工意味着在金融危机中失去的订单开始恢复。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好”现象。但与此同时，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企业普遍开出加薪10%--20%的背景下，民工荒却从去年9月延续到现在。必定是因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无法在新的薪酬价格上达成一致。
　　必须看到，“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坏事。从积极的意义看，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传统人力资源大省缺工，首先意味着劳动力开始从“无限供给”转而成为稀缺资源。无疑，农村收入的提高，和内陆省份经济发展，为外来工群体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选择；而随着60后、70后外来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粉墨登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外来工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以及对“吃苦耐劳”等外来工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更令不少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始朝向更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变。种种迹象表明，当劳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之时，外来工的议价权正在逐步提升。
　　但鼓吹“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专家学者亦不能高兴得太早，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当前我国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绝非因为外来工开始漫天要价，选择主动失业，而是因为其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线，在物价普遍提升、城市生存压力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已经提高，而沿海发达省份企业开出的条件无法达到预期。因此，民工的工资提升需求是存在刚性的。倘若按“刘易斯曲线”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大幅度提高工资才对。但从中国的经济结构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拐点并不必然带来工资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因为“刘易斯拐点”理论的致命缺陷是只假设出“城市-农村”二元结构，而忽略了“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而这一特点对出口导向型国家尤其明显。在这一二元结构中，由于国内生产地市场的议价权被压抑，导致大部分利润都转移到国外市场。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当国内的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拐点的时候，高度依赖外需的城市经济却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的积累和能力。另一方面，依赖外需同时导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进城农民工的权利提升过程，而是呈现秋风先生总结的“四个分离”现象：第一是生产和生活的分离，农民工实际上不在当地消费，而是预期回老家消费；第二是时间上的分离，即让所有的农民，农村中最精英的群体在年轻的时候出售青春，到年纪稍微大一点就回到乡村，然后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第三点是劳动身份或者经济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分离；第四点是中国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的大规模家庭破碎化。因此，导致今日外来工无法继续留在城市的，其实是这种不完整的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权利结构扭曲。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工荒”的真正挑战在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拐点，是否能形成对劳动力价格提升，劳工权利充实的“倒逼机制”。而从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看，这一倒逼机制的形成，依然将面临“半城市化”的挑战。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特点看，制造业的升级是必然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劳动力需求为标志的。只有服务业才能容纳更多就业。而“半城市化”的一个最大恶果，恰恰令城市忽略经济、社会制度完善，从而令服务业失去生存的基础。当外需触及天花板，而生产成本开始逐步提升的时候，地方政府仍然依照过去的老路，不断地扩大投入，引进大项目。但这些行为只能加剧产能过剩。是为倒逼机制的最大障碍。
　　但值得庆幸的是，郴州、重庆等内地中心城市在当前的发展中有望不再重蹈“半城市化”的覆辙。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方面，内地省份拥有后发优势。有从沿海内迁的企业主发现，计划中的低端生产线，在经过三年的培训后，也可以生产高端的皮鞋。因为工人就近就业，人口流动小，熟练工人的增加，导致生产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与之相比，在沿海的高端生产线则面临高级人才留不住的困境。一叶知秋，随着民工荒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构成威胁，当年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吸引投资者的竞争恐怕将重演，倘若地方政府竞争的对象从资金转变为权利被长期压抑的外来工，那么，就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