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刘易斯拐点”，它是劳动力从充分供给转化为大量短缺的一个转折点。当这个转折点出现时，那些一味依靠廉价劳动力创造企业利润，以低廉产品价格优势获取竞争力的人口红利时代，也将一去不返。很显然，目前弥漫四处的“民工荒”，就将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沿海产业置于了这样的“刘易斯拐点”上。
令人疑惑的却是，尽管在经济上有所回暖的沿海企业，已经试图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挽回那些早已候鸟归巢的农民工，但这些企业却依然不得不面临招不到工人的窘境。而这样的境况还不止发生在沿海，在民工输出大省四川，同样的民工荒也在一定程度发生，以致为了招徕民工，当地部分建筑工月薪已经高达5000元。企业用工遍寻不着，农民工供给一片荒芜，人们不禁要问，那些任劳任怨的农民工究竟去了哪里？
一份近期四川省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或能揭开当下民工荒的谜局。该报告显示，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已经取代沿海，成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地。同时，原从业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产业的农民工，开始转向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并将这些产业作为择业的主要趋势。这或正是经济学上普遍适用的“用脚投票”。的确，在常年的生存、福利权利缺失之后，农民工也唯有拾起“用脚投票”的权利，才能用这种选择倒逼自己的权利回归。
多年来，沿海以出口为主导的加工制造产业，通过积年累月地吸纳廉价农民工，以低廉的价格创造出了丰厚的利润。利润的累年增长，却并没有带来农民工工资、福利的相应改善。与此同时，农民工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权利却又始终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在企业与社会的双重权利漠视下，农民工基本处于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以致当劳动力供给量随着人口逐渐减少，民工第二代有关工资、福利、就业环境等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之时，劳务供给走向“刘易斯拐点”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而金融危机则加速了这个拐点的形成。
金融危机过后，大量农民工被裁员返乡，其基本生存权利亦被弃如敝履，这让更多农民工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生存。同时，多年漂泊的权利浮萍，以及被城市社会歧视的经历，也让更多农民工愈发眷念自小生存的土地。于是回归成为一种必然，权利的自救与追寻也更由此开始。沿海制造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升级则提供了这种可能，当工资待遇与沿海相差无几，又能在家工作之时，在本土就业便成为农民工“用脚投票”的必然选择。此次四川的就业报告所显示的，部分农民工留在省内就业便是明证。
与此同时，不以低廉劳动力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相较粗放的制造业更能提供好的福利待遇。于是，大量农民工涌向这些产业便成为必然。这也正是农民工开始流向建设较多的“三北”地区，以及灾后重建的四川地区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正是多年累积下的民工权利荒。当纯粹依靠廉价劳动力创造利润价值的出口制造业，其粗放的产业格局不能得到根本改变之时，当农民工多年来被排斥、被歧视的权利现状无法得到根本转变之后，那农民工自会选择“用脚投票”的权利，涌向那些能相对获利的行业，而让那些漠视自己权利的行业陷入“民工荒”中，以此倒逼自己的权利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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