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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25 王棣华 陈艳红 来源:经济参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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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其“以义理财”思想对今日改革仍有有许多可取之处。
“贵义贱利”是儒家传统思想教条。封建统治者把历史上以理财而卓有成效的人，骂成是“聚敛之人”。于是理财成了聚敛的同义词。王安石则认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也就是说：“义”和“利”是可以一致的。理财可以是合乎正义的行为，不能认为理财总是违背义的。所以他又说：“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理财是立国的根基，国家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只要不是竭泽而渔，就是“以义理财”。
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在建议实行均输法时，把王安石的“以义理财”的观点和原则，阐述得更加明确：“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实行均输法，就是稍收富商大贾远销敛散之权以归之公上，从而达到“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以后在新法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又明确对宋神宗说：“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盈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因此，王安石坚定地认为：“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也就是说取之“天下”而又用之天下，取之有道，而用之又能“均节财用”，就是为义了。
笔者以为，值得着重指出的是王安石“以义理财”的基点是生财，即发展生产，在他做县官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与马运判书》中写道：“尝以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义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他首先指出北宋王朝“穷空”的原因，不仅在财政支出没有节制，更重要的原因是失生财之道，生产太少。其次，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开源，是“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开发自然界的资源。第三，他指出近世之言利者，采用的是“有国者资之天下之术”，这样的方法好比是关起门来和自己儿子做生意，“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王安石已经认识到，聚国之财富于一家或聚天下之财富于一国，都是财富的再分配，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理财只能是聚敛，这种“富其国者资之天下”的方针，只能导致国之“穷空”。
嘉祐四年，王安石在给宋仁宗的“言事书”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理财有道，就是在生财上用功夫，在生财的基础上理财，所以他又说：“政立则所以富之，富之，然后赋贡可足。”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同样的税率就可以取得较多的税额，这就是王安石所期待的善于理财者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当然，它是把扶植农业生产作为其理财的基本环节的。
王安石“以义理财”，还体现在他的支出观和节用观上。支出用在兴修水利，救济灾困，发展生产方面就是以义理财。支出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就是不义，就是聚敛之臣，他早年写的《风俗》一文中说：“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泄浩浩，为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他倡导“君子制俗以俭，其弊为奢”，他反对奢侈浪费，把“均节财用”也列入“以义理财”的范畴。这些观点无不对今人有所教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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