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日本保存的山西票号书信及所汇票据。

　　提要：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百余年之久，其成绩与贡献不在于赚取多少利润，而在于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创办提供了条件和经验，对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万事都有盛有衰，山西票号也摆脱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孤身力单的山西票号终于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在辛亥改革后的风浪中纷纷倒下。看来抓紧机遇至关重要，山西票号从抓住机遇崛起，由失去机遇衰落，这就是它一百年的周期，也是它一百年的教训。

严密的制度保障促其发展

　　山西票号主要经营汇兑及存放款业务，以此为中心，在汇兑、票据、存款、贷款、人事等各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管理制度。成为山西票号辉煌百年的制度保障。
　　票号的汇兑有三种方式：一是票汇。票汇是采用汇票方式进行的汇兑，分为即票和期票。即票要很快兑现，期票可过一定时期兑现，为了保障起见，山西票号均改为“见票迟三五日交付”的制度，并在汇票上注明。这样一来票号可以多使用几天顾客的款项，二来可防止兑取时因银两不足遇到的困难，保护社会信誉，还可以防止持假票或遗失汇票而冒领。二是信汇。是采用书信汇兑的方式，汇款人把款交到票号后，票号给汇款人写去一信，同时再给收款地的分号或连号写一信，汇款人收到信后，持信到指定的票号领取。这种方式只用于互相熟知的商号，汇费也比较便宜。三是电汇。我国自1880年开始创办电报事业，允许民用之后山西票号及时加以利用。电汇虽然方便快捷，但使用中“得空期”利息减少，山西票号为了扩大业务范围，紧跟时代步伐，始终没有停用。
　　在汇兑中，不论采用哪种方式，山西票号都有严密的制度和方法。汇票的设计和制作精美科学。汇票基本上是折纸形式的，呈四个长方形的折面，宽约10公分，长约23公分。第一个折面上印有“券”字与其内藏匠心的图样花纹。汇票上边盖有各票号的印章，汇票折纸里还夹印和暗印着各票号名称，平面毫无痕迹，拿起来一看便清晰可见。票号的印纸和数量都有严格的控制，如蔚泰厚的汇票用的是绿线红格纸，由平遥一处专印，各分号均用之，如坏一张必须到总号备数。
　　由于汇票兑现“认票不认人”，票号经营者在防伪上采取了更加科学的措施。一是用专人书写汇票，将其笔迹通知各分号，并使各分号熟辩，这就是后来银行汇票和支票都由经理用毛笔签字的来由。二是创造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和一年12个月及每月30天的代码。代码由各票号自己编制，并不断变更，以防他人知晓。12个月的代码是：“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30天的代码是：“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私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银两的10个数目是：“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千万百两的数字单位由“国宝通流”四字分别代替。如4000两的暗号代码是“取人城宝通”。由此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和经营者的聪明才智，现在银行压密的做法就是由此沿袭而来的。三是汇票用完后立即焚烧，以防别人冒领，这是后人看不到汇票文物的一大遗憾。
　　为了掌握和控制票号系统的业务情况，在19世纪信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山西票号就已经运用自己制定的管理方式，达到了对全国所有分号都了如指掌的程度。这种方法是：各分号的汇差集中与总号决算，分号之间不发生关系，分号收的汇款大于交的汇款，其差额即是收总号的银两数；如分号交大于收，其差额就是交总号的银两数。这种差额逐年后移，一般情况下不清理。分号与总号的具体结算，是通过向总号报送“月清”和“年总结”账目的制度，报告每月和一年的业务实绩。这两个报告既是分号向总号的报账，也是分号的营业决算。总号看过后一目了然，不仅可以稽查数字，还可以知道做了多少宗生意，有无问题，给分号以指导。
　　在加强风险防范方面，山西票号留有足够的风险准备金。每逢账期分红时从盈利中预提20%作为倒账准备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称为“护本”。除此还有副本，由两项构成：一是东家、经理和所有的职员遇账期从分红中抽出一部分存入号内，只得利息但不能随意抽取；二是东家的存款，是潜存于票号正本之外的资本。副本往往要比正本大，如日升昌的正本是30万两，而副本就有200多万两。除以上两项资金外，有些票号还有窖藏白银。充足的准备金既防范了来自各方的风险，维护了票号的信用和威望，又避免了分光吃净，虚赢实亏的弊病。

号章号规“十不准”

　　山西票号还有严格的管理、财务和用人制度。每个票号都制定有一套严格的号章号规，概括起来有十不准：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取小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商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私放贷；不准用号款借给亲友；不准投机取巧，买空卖空；不准懒怠号事，苟且偷安；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严惩直至开除。
　　票号用人一律实行聘用制：一是严格选人。学徒录用标准均为15—20岁以下，并对其家世、仪表、教养、举止、珠算、楷书和吃苦精神进行全面考察。通过口试与笔试录取，见习一年，合格者留，不合格者退。为了防止走后门，采取“穿鞋戴帽”的特殊手段，回绝关系户。二是认真培养。学徒进号必须利用业余时间练习写字、打算盘、背诵业务上的砝码及银色歌与平码歌等。在边陲的分号还要学习外语，“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还有藏语、维吾尔族语、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除了培训业务能力之外，还对学徒进行道德方面的培养，要求他们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等。三是以才用人。山西票号特别重视每个人的才能和办事效率，看是否会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讲求实效；看是否有魄力和开拓精神，高瞻远瞩，只要有才能和人品就委以重任。财务制度规定：总号统管分号，资金由总号统一调度，大的汇款要互相通报；财与务分开，会计出纳分开。分红时分号掌柜要向财东汇报，分红账目公开。山西票号严密的经营管理制度，不仅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工具，而且是取得辉煌成绩的保障。

百年辉煌的历史贡献

　　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百余年之久，其成绩与贡献不在于赚取多少利润，而在于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创办提供了条件和经验，对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 使中国近代的金融流通走向进步。原来运现靠镖解，每遇事变，常使金融梗塞。山西票号产生后，只凭一纸汇票就可取款于天南海北，使金融流通无阻，这是中国金融业的一大飞跃。
　　第二， 为中国开办现代商业银行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清末成立的官办银行，不论是存贷还是汇兑业务，都是沿用了山西票号的方法和经验。“由今顾昔，则山西票庄，诚银行之先导也。且银行设立之初，其组织固迥然有异，犹有因袭票庄者也”。
　　第三， 为近代官商银行提供了人才。清政府设立官商银行时，把山西票号的管理人员作为第一人选。如平遥宝丰隆股东乔世杰曾任四川省浚川源银行经理，日升昌分号经理王靖国曾承办广西银行，源丰润票号经理创办上海四明银行，又任该行经理，该票号的股东严信厚是中国通商银行的总董事。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久经磨炼，富有经验，是难得的人才，在官办商业银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 保障了国家资金的安全调拨。山西票号承办政府的“京饷”和“协饷”。由各省、各海关上缴的政府经费为“京饷”，政府拨付京师以外地区的饷银为“协饷”。这些巨额款项原来实行派人押解的方式，由于社会动荡常常无法完成，或者损失惨重。交由山西票号汇兑以后，保障了国家资金的正常调拨和安全。
　　第五， 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大力加强海防建设，其经费由山西票号汇兑，保障资金及时到位，从而加强了海防力量。
　　第六， 促进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光绪年间，清政府为了防止列强控制中国铁路主权，决定自主修建铁路，费用由各省上缴，16省的铁路经费由山西票号负责承兑，万无一失。除此，光绪三十年(1904)，山西票号借款山西商务局57万两银修成正太铁路。还贷款李鸿章修筑津沽铁路，可见山西票号与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七， 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19世纪末，山西商务局与英国公司及俄道胜银行签约开发山西矿藏，不许当地商民开采，激起山西人民抗议，成立“山西保晋矿务公司”，要求夺回列强攫取的矿业权。山西票号垫支150万两支持收回路矿权，为了支持保晋公司开发山西矿产，山西各票号积极认购40万股，支持山西工矿业的发展。另外，山西票号还为外省的工业发展发放贷款，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正因如此，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着一定的地位和贡献。

衰落于多事之秋

　　万事都有盛有衰，山西票号也摆脱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它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之后，就散尽了昔日的辉煌而日薄西山。
　　追究其衰落的原因，客观方面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金融业的控制。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在各通商口岸建立银行及分支机构，逐渐形成了一个北起京津、南达海口，东自上海，西达汉口的外国金融网络，严重地威胁着山西票号的发展。到1913年，中国开设的外国银行共有21家，分支机构达125处，分布在80个通商口岸。外国银行开始是从吸收公私存款、滥发纸币、垄断外汇、投机房地产、保管税收等渠道控制中国金融，后来又插手传统的汇兑业务，并在有些地方占领了一半的市场，终于迫使山西票号无立足之地。
　　其次是国势衰微和政府腐败。山西票号在帝国主义打击下，清政府不但不予扶持，反而拖欠巨额债务不还。从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山西票号借款长期有借无还，到清政府垮台，“近七百余万，归还尚无着落”。如此巨大的款项长期不还，使山西票号无力周转，陷入不能自拔的漩涡。
　　再次是清政府官办银行对山西票号的排挤。清政府开办起银行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抢夺票号的汇兑生意，这更使山西票号雪上加霜。如1906年全国票号汇兑公款额达2250余万两，到1911年只有530余万两。同时，电报、铁路和官办邮局的发展，使人们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性日益减小，在先进的工业化面前票号难以继续维持。
　　另外，时局动荡也是造成票号衰落的原因之一。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成为多事之秋，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上海橡皮股票风潮、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期间山西票号被勒逼捐输，又承担赔款，或遭抢掠，或撤销分号，一次次受到打击和削弱。特别是由于社会动荡，贷给钱庄、商号的资金无法收回，存款又不敢拖欠，给了票号致命的一刀。由于资金空虚，放款难收，存款逼提，票号不得不纷纷关停。
　　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号放弃了改革发展的机遇。进入20世纪后，山西票号的资本比起官办银行成了沧海一粟，最大票号资本多在50万两，而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广州官钱局等官办银行的资本大都在400万两—500万两，外国银行的资本就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组建银行，与时俱进。但一些老票号的经理和股东却顽固守旧，盲目乐观，视票号固若金汤，大加反对，致使改革计划流产。孤身力单的山西票号终于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在辛亥改革后的风浪中纷纷倒下。看来抓紧机遇至关重要，山西票号从抓住机遇崛起，由失去机遇衰落，这就是它一百年的周期，也是它一百年的教训。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