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通天下”的匾额成为山西票号经营的真实写照。

此为开风气之先，辉煌百年的日升昌票号原址。

　　提要：19世纪20年代，在人类称作太阳升起的东方中国，出现了世人瞩目的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开创了历史上的汇兑业务，是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前身，在中国金融史上活跃了近一个世纪，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它的诞生与发展，不仅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使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金融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质的飞跃，而且孕育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与成长，在中国金融史上耸立起一座辉煌的里程碑。

“日升昌”开启票号新纪元

　　山西北连内蒙古，南临陕西，西靠千里吕梁，东倚万丈太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票号就崛起在这块古老厚重的黄土地上。山西票号最早诞生在闻名遐迩的平遥县。
　　平遥县有个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设有分号，由于在北京经商的山西商人很多，每逢年终都要给家里捎钱，而镖局运费高又不安全，就找财力雄厚的西裕成北京分号帮忙。西裕成北京分号就把需要转运的钱收进，由北京分号写信到平遥总号兑款，并收取一定的费用。西裕成颜料庄的总经理雷履泰颇具慧眼和胆识，认为此项业务有社会需求但没人去做，不仅有发展前景，而且获利必多，建议东家李大全把颜料庄改成经营银两汇兑的票号。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购买了一座木器厂，投资30万两，成立了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就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思路，在平平凡凡的业务中拓展开了。此举结束了我国官府和商人异地运款采用的镖运方式，揭开了我国金融事业的新纪元。

晋中票号“汇通天下”

　　日升昌开业后，在总经理雷履泰运筹帷幄和同仁们的齐心努力下，生意红红火火，业务蒸蒸日上，很快就显示了“汇通天下”的巨大魅力。票号带来的丰厚利润和美好前景，震动了山西商界，平遥县与周围县城的商家纷纷效尤，将自己经营店铺号相继改成票号。
　　跟随新生事物最快的是介休人侯荫昌，道光六年(1826年)，他将自己在平遥城开设的蔚泰厚绸缎庄改为蔚泰厚票号，接着又把其他的绸布庄也改组成票号，出现了“蔚”字五联号，即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蔚丰厚票号。之后，票号在山西晋中蔚然成风，先后改营和新建的主要有平遥人经营的日新中票号，东秉文的协同庆票号，平遥李氏和陕西高氏及安徽雷氏合股的谦吉盛票号，平遥毛履泰、介休侯崇基、大同王氏、浑源县常氏合资的蔚长厚票号，云南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和平遥商人范缙合资的云丰泰票号，江苏粮道英朴在平遥投资的松盛长票号；祁县渠源祯的百川通票号，祁县渠源潮的汇源涌票号，祁县乔氏的永泰庆票号；介休冀家的乾盛亨票号，介休冀以正的其德昌票号，介休乔英甫的宝丰隆票号；榆次王栋开办的协和信票号，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介休帮”。
　　从道光三年到光绪三十二年(1823—1906年)的80余年间，仅平遥设立的票号就有22家，加上周围县城的票号，兴旺时总号有36家。各总号开设的分号多达400余家，遍布全国各地，涉及到全国23个行省77个城镇。最北有哈尔滨，最南至海南岛，最西有西藏和新疆，最东有宁波和香港。可以说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到花木葱茏的两广，自千里沙漠至万顷大海，处处都有山西票号的足迹。甚至跨越国界，到了朝鲜、日本等国。每家票号的资本，多则白银三四十万两，少则也有二十多万两。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全部票号每年汇兑总额不下三四亿两，全国官私款项的汇兑基本由山西票号经营。

天降大任于晋商

　　山西票号的崛起似乎萌发于偶然中，但实际上与山西本身的条件和全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山西虽然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自古土地贫瘠，人口多而耕织少，所产不足供所需，只好走西口、过黄河寻找生路，所以经商的人很多，经商的风气也很浓厚。
　　从明代中叶开始，晋商就是当时全国势力最大的商帮。入清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经百年锤炼的晋商无论在经营方面，还是在商业资本积累方面都进入了鼎盛时期。特别是旅蒙晋商靠其灵活的营销方式、过硬的商品质量和周到的服务，长期垄断对蒙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驻足贸易的晋商闻讯而来，把这里由边陲荒野之地发展成为对俄贸易的中心，从此垄断恰克图达170年之久。活跃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山西商人，足迹已达到俄国、日本、中亚等国家。
　　在内地市场上，如果说晋商明代是“半天下”的话，那么到清代已经是“遍天下”了。全国各地都有商号店铺，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是其活动集中的地方。经营的行业不断扩大，有颜料、纸张、绸缎、布匹、裘皮、油酒、茶、盐、粮食、典当等等。会馆遍布各工商业城镇，全国达88处，其中北京就有40多处。而且山西商人集团性很强，相互团结，共同发展，是他们不变的理念。山西票号如果不具备这样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优势，是无法承担起历史重任的。
　　除此，中国封建社会金融机构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山西票号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清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大市场不断涌现，银币使用和流通日益广泛，商人大宗的长途贩运业务越来越多。这就给对当时的金融业提出了新要求，如商品流通的加快，要求金融机构突破单纯的货币兑换范围，逐步扩大到信贷阶段；埠际贸易的开展，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需要专业化的汇兑，但当时已有的金融机构因各种原因难以承担票号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产生于乾隆年间的账局，主要对一些急需资本的贩运商人借贷，从中获利；典当业主要是押物当钱，不经营汇兑；印局与当铺性质类似，是一种高利贷形式；钱庄和银号是经营兑钱业务的，主要是制钱与银两的折算，乾隆以后逐渐从银钱兑换转向信贷。虽然在票号产生以前从事现银交割由镖局完成，但由于社会动荡，土匪频出，长途运现的安全问题常常得不到保障，商人们亟待有一种既安全又快捷的运现方式代替镖局。由于这些金融机构没有汇兑业务，天降大任与票号。可见，山西票号的崛起有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也有山西商人本身的优势，还有他们善于分析的智商和勇于开拓的胆识。

票号尝试股份制

　　山西票号一诞生就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产权上实行股份制，在经营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责任制上要求权、责、利明确，这无论在当时的金融业还是新型企业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山西票号大都采取股份制。股份制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是出资人(即东家)所占的股份，一万元为一股。身股是指顶身股，入股者只出力不出钱，但获得盈利后与银股一样有分红权。身股有两种：一种是票号的经理，出资者聘请时就说好顶身股若干，双方签订合同，一般一人为一股。另一种是普通职员，规定10年以上者，工作勤奋，没有过失，由经理向出资者推荐认可后，可从顶身股2厘起步，以后根据业务能力的高低和贡献大小逐渐增加，最多增至一股。票号顶身股占全体职员的1/3，主要是高薪职员具有顶身股的权利，多数人股份较少。但顶身股总人数、总股数和个人顶股额都会逐年增加，顶身股总数最多时会超过银股总数，一半多的红利被顶身股分去。由于顶身股对全体职员有很大吸引力，促使那些学徒和中低级职员不督自勤，为本号事业效劳。股份制合理分配了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物质利益，而且使他们的利益与票号水涨船高，体现了大河没水小河干的关系，在当时是比较合理和先进的。山西票号所持有的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经营理念和精神就是由此而来的。

票号经营两权分离

　　在票号的经营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始终是分离的。票号是由财东投资兴办的，票号经理和副经理是由财东聘请的，但财东具有票号的所有权而没有经营权，经理只有经营权而无所有权。在经理聘用制上，财东对经理要经过严格的考察，确认“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票号经理者”，方“以理招聘，委以全权”。财东平时不能干涉票号的业务，放手让经理独立经营，大胆开拓。在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时，财东不但不责怪，反而会及时补充资金，令其重整旗鼓这种两权分离的机制，充分发挥了票号经理的聪明才智，限制了财东对号内事物的干涉，使经营者不受牵制，消除顾虑，大胆开拓，见机决策，保障取得高效率和好效果。
　　权、责、利分明，是票号股份制的特点，也是所有制和经营者之间关系的准则。作为投资人财东虽然不能敢于经营，但有权听取总经理的全年决算报告，一些大事如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处置红利等也“全由财东裁定执行”。财东对经理有考评的权力，经理在任内尽心尽力，成绩显著，财东要给加股、加薪；对确实不称职的经理有权严加处理，“至于营私舞弊，一经发觉之后，则酌量情节之轻重，以定惩戒，甚至没收其财产，拘留其妻孥，不稍宽容，毫无情面”。财东对票号负无限责任，如果所放之款不足以支付存款，财东有责任重新拿出现银，无现银以别的财产偿还，如果票号倒闭，所有负债全由财东偿还。票号实行经理负责制后，经理在票号内有无上的权力，总经理是全号的领袖，无论人事还是业务统统由其一人定夺，副经理负责全号人员的勤怠考评。经理有责任向财东在年终报告营业情况，每逢账期(三五年不等)向财东报告盈亏决算情况。经理必须运筹帷幄，苦心经营，不能稍有疏虞。必须为财东负责，为全体职员负责，不能有半点私心杂念。正是实行了这样先进的体制和机制，才使山西票号异军突起，得到迅速发展与繁荣。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