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发展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成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争取权力和义务匹配的“话语权”，减少日益频繁的外贸和投资摩擦、缓解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尤其加快和强化以前并不擅长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的力度，将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的最严峻考验。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伦敦会议，对之前引人关注的“是否涉及刺激经济政策退出”的议题达成如下共识：金融市场正恢复稳定，全球经济正在改善，但各国仍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持谨慎态度，并特别关注危机对许多低收入国家造成的影响。
因为这次会议是为本月底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首脑峰会做的前期准备，所以，释放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将代表国际政策合作的方向与世界经济未来的变化趋势。因此，笔者想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政策“退出”尚早，但需创造良好的环境。
当前世界经济最先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稳固由政府“输血”所带来的经济复苏格局，再齐心协力去抵御大量输血给今后宏观经济所埋下的严峻的通胀风险，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各不一样。
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关键取决于国有化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得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状态，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就会面临使政策左右为难的经济“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续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会波及到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中。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市场泛滥压力，但是，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所以，输入性通胀同样会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对那些外向依赖性大、而目前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尤其巨大，由此也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
第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变得更为严峻。
发展中国家目前最急迫的是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地发展。但现在的困难在于，世界经济失衡下的外部市场不但不能增加反而在缩小，而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他们还需要国际组织给予更多“关怀”，需要发达国家为他们创造实现财富增长的“机会”。
第三、中国的“话语权”不靠“金钱”，而要靠“实力”。
目前，如何提高发展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成为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争取权力和义务匹配的“话语权”，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缓解国内巨大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笔者以为，中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反映出建立在世界各国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的“努力”和“姿态”。
从供给面上讲，中国应努力改变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上游产业）的地位，同时，通过沿海有条件的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图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强化金融体系的战略来管理好财富和扶持创新的努力，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这一大国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
但在今天，不切合实际的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适得其反。现在我们没必要刻意去强化“内需”来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看到区域差距给中国经济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无可厚非。不过，如何克服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所暴露出来的较为严重的金融资源的“流向”问题、企业“国进民退”的现象，将直接影响到转型的成本和社会和谐的程度。
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的计划，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正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因此，只有将上述“供给”和“需求”的要素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性循环”机制。
所以，今天我们谈得很多的关于“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都是出于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价值的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所致。这充分反映出“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
但中国的大胆转型任重道远。因为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而相关的汇率和利率还无法完全市场化，但我们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高端，不断在加快和强化以前并不擅长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的力度，这将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所将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因为，就连日本和韩国，至今也没能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运行模式。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和日本上个世纪金融泡沫的崩溃，都说明了他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强盛的战略的重大挫折。直到今天日本还担心放弃“零利率政策”会导致汇率增值压力过大而使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方，而努力保持自身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最近美国三大汽车企业相继破产，新能源发展战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都说明美国政府也在全力弥补增长模式上的“漏洞”。
那么，我们在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上的努力，会不会因为抗风险能力欠缺而遭受像1997年东南亚那样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呢？这实在是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相关各方抓紧时间、共同探讨的大问题。（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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