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公司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瑟盖·布林在2004年夏天几乎毁了自己的公司。当时他们接受了《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而该杂志在8月初登出了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距Google公司预计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只有几天。这篇报道令华尔街十分生气，因为它似乎违反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禁令，即在首次公开发售股票前的“静默期”不得擅自披露信息。投资商担心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会迫使该公司取消股票上市，但在Google公司急忙发布了一份经修订的计划书（其中包括了那次采访对话的全文）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批准了它的上市，于是Google公司在8月19日成了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

在喧闹声中被人忽视的是采访本身，而它使人对这两位聪明的年轻数学家——他们即将加入全球最富和最有权势商人的队伍——的思想和动机，有了令人着迷的一面。在采访快结束时，佩奇和布林谈出自己心中最深处的野心。他们说，他们并不只是对完善自己的搜索引擎感兴趣。他们真正期望的是把自己的技术与人的大脑相结合。布林解释说：“你会希望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使自己能分辨什么是最要紧的和最正确的。解决方案不是限制你所收到的信息，最终你会希望把全世界的知识都与你的大脑直接相连。”

采访人吃了一惊。他问道：“那是我们能够期望的东西吗？”

布林说：“我希望如此，至少是大致差不多吧。我们可能不会在一台电脑上查找一切信息。”

采访人又追问了一句：“你的目标是把全世界的知识都与我们大脑直接相连吗？”

布林回答说：“尽可能做到吧。我们能让搜索引擎变得越聪明就越好，至于它会引导我们走向何方，谁知道呢？但是可以想象会有一个伟大的跳跃，正如从在图书馆找书到上网用Google搜索引擎是一个伟大的跳跃一样。到那时，我们会从今天的搜索引擎，跳跃到让全球的信息都存在头脑里。”

这不是他们二位数学家首次谈论自己想摆弄人脑的愿望，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事实上，创建一种延伸或甚至取代大脑的人工智能，是他们二人经常谈及的主题。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史蒂夫·贾维特森表示：“我每次与佩奇谈起Google公司的未来，他都会说它将变成一种人工智能。”佩奇2002年5月在斯坦福大学（这是他的母校）演讲后回答提问时说，Google公司只有将其搜索引擎完全AI化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他问学生们：“你们知道AI化是什么意思吗？那就是人工智能。”

佩奇几个月后在斯坦福大学再次演讲时，又重申了自己的目标：“终极的搜索引擎将像人一样聪明——或更聪明一些……对我们来说，研究搜索就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方法。”大约在同一时间，布林在接受公共电视频道《新闻时间》采访时解释说：“终极的搜索引擎”将类似于电影《2001：太空流浪记》中会说话的超级计算机HAL。他说：“我们现在希望它不会有像HAL那样的漏洞，不会像它那样杀死了太空船里所有的人，但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我们已完成了一半。”

布林和佩奇在2003年7月的一次技术会议上，更详细地谈到了自己的愿望，即用人工智能使人变得更聪明。据一名观众报告说，布林表示可以用“无线的大脑内装置”来使信息的传递自动化。佩奇在2004年2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在更令人激动的方面，你可以想像自己的大脑因Google而得到增强。例如，当你想到某件事时，你的手机就能把答案小声地送入你的耳朵。”

布林在接受《新闻周刊》撰稿人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采访时还谈到了Google公司朝这一终极目标取得的进展。他说：“我认为我们与10年前相比，在互联网搜索方面进展很大。那么，我们还能怎么发展呢？当然如果能把全世界的信息直接输入大脑，或有一个比人脑更聪明的人造大脑，那是最好不过了。在那个目标和今天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戴维·瓦伊斯（David Vise）在2005年出版的《Google公司的故事》（The Google Story）一书中也描述了布林类似的话。布林说：“为什么不改进大脑呢？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把一个微小版本的Google与大脑连接上。”在2006年5月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佩奇再次谈到了Google公司对人工智能的追寻。他说：“我们想建设终极的搜索引擎，它将通晓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他们二人对信息技术采取了一种超验的观点，将其视为克服人脑物理局限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愿望，而那些一心建设人工智能的数学家和电脑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有这种愿望。正如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在《技术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echnology）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愿望可追溯到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正是笛卡尔指出：“身体总是阻碍大脑的思维”，并认为数学是“纯粹理解”的一种典范。这种笛卡尔式的理想一直贯穿于乔治·布尔（George Boole）、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艾伦·图林（Alan Turing）等数学家的研究，而他们在代数逻辑方面取得的突破为现代的二进制电脑奠定了基础。

帕梅拉·麦科达克（Pamela McCorduck）在1979年出版的《能思考的机器》（Machines Who Think）一书中写道，人工智能有希望为“我们最重视的若干种人体能力提供一种延伸”。她还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华·弗雷德金（Edward Fredkin）的说法：“人工智能是进化的下一步。”丹尼·希利斯——他在平行运算方面的先驱性研究为Google公司的系统扫平了道路——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可为改正人的智力缺点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动物变人之前就存在的漏洞”，并导致产生“比我们更先进”的生物。著名发明家和作家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2006年在《重新发明人类》一文中预言，人工智能“在21世纪40年代之前将大大超过生物智能”，并导致“世界上的生物物体和机械物体，或现实生活及虚拟现实之间并无区别。”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鼓吹人工智能的人的愿望——即想把电脑和人合二为一，抹去或模糊人机之间的界限——是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的热情中发现一种了令人不安的憎恨人类的观点——希利斯说人的身体是“能走动的猴子”，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作为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计划前主任称人的大脑是“一团血腥的有机物质”——而且还因为我们在他们的追求中感到了一种威胁，它对我们作为自由思考的个人的完整是一种威胁。甚至比尔·盖茨也认为这一概念是令人不安的，他2005年在新加坡谈到了将人的身体和大脑与电脑直接连接的可能性。他对听众说，他在微软公司的一名同事“总是对我说，‘我做好准备了，给我插上电脑吧’”。盖茨说自己提防这种理念，他说：“我不认同他的观点。我乐于让电脑在那边，而我在这边。”

除了对变成电脑增强的半机械人之前景感到不安外，我们一般还会对这种理念感到怀疑，它似乎是牵强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像某种想象力过于丰富的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我们在这一点上与盖茨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在新加坡的那次演讲中表示，他相信人和电脑混合是不可避免的，即我们在可预计的将来就会受到数字处理器和软件的增强。他宣布说：“我们将会拥有那些能力。”而且证据表明，微软公司和Google公司一样，也想成为发明商用人—电脑界面的先驱。微软公司在2004年获得一项专利，它涉及一种“用人体传输能力和数据的方法和设备。”微软公司在申请该专利时称正在开发一种技术，以人的皮肤为一种新型的电导体或“总线”，可用以连接“一个与单一人体耦合的装置网络。”它还指出：“通过让多个人体经物理接触（如握手）而相连，可以延伸这个网络。当2个或更多人体有物理连接时，这些互连的人体即组成一个大的总线，而经由这个总线可传输能力或通信信号。”

微软公司的这项专利说明，有许多企业的和学术界的研究计划都旨在将人与电脑合并，尤其是让人更充分地加入互联网的运算网。英国政府科学和创新部在2006年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它考察了这类计划中最有希望的几个。该报告的作者证实，人体将注定成为数据传输总线——从而导致“人体平台运算”的兴起。他们还以文件表明，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互相融合方面，正在出现迅速的进展。他们写道，新型的“周围环境显示器”有希望使运算“无处不在”，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数据和软件包围：“在运算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数据和处理能力的物理位置是用户看不到的。信息会以透明和背景相关的方式提供给用户。”在10年之内，我们甚至不必用键盘敲击和鼠标点击来向电脑发出指令。将会出现“与电脑接口的新方式，而得到授权的系统会代表我们主动完成（运算）任务，并与时间和地点的瞬间要求有精确的协调。”

研究人员还预计说，Google公司那几位创始人的梦想——人脑与互联网直接连接——可在2020年之前实现。那时我们将有可能看到“第一代实用的神经接口在人脑或动物大脑和神经系统与电脑或电脑网络之间，提供一种直接的联系。”在那时，我们将可“仅仅通过思考就与电脑直接产生互动”。这样一种神经接口对有严重残疾的人来说会是一种福音。它可以帮助盲人看到东西，并帮助瘫痪者移动。但研究者指出，它的应用远远超过医学。它还提供了“通过数字介质从外部控制人的行为的可能”。我们也将变成可编程的。

互联网的作用不仅在于将处理信息的机器联系在一起，它还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它使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并把我们与机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智能也是万维电脑的能力的一部分，和嵌入软件源代码或微芯片的智能一样。互联网的作用不仅在于将处理信息的机器联系在一起，它还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它使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并把我们与机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智能也是万维电脑的能力的一部分，和嵌入软件源代码或微芯片的智能一样。当我们上网时，我们即成为互联网上的节点。这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它是被超级链接的（网络）结构的一种反映，而这种结构从一开始就定义了互联网及我们对它的使用。互联网以及所有与它连接的装置，不仅是一种对我们指令做出响应的被动机器，它是一种会思考的机器，尽管迄今为止只是一种早期的思考机器。当我们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时，它可以主动收集和分析我们的想法和愿望——我们做了什么，访问了什么网页，与谁交谈，上传了什么，下载了什么，点击了什么链接，及没点击什么链接。网络通过汇集和储存海量的点滴智能，即形成了作家约翰·巴特勒（John Battelle）所称的“有关人类意愿的数据库”。当我们在网上花费更多时间，并在网上完成更多商业和社交事务时，这个数据库会变得范围加大和内容加深。未来的中心事业有可能是，为人和电脑找到利用这一智能仓库的新方法。

我们在2005年11月2日看到了万维电脑的一个未来新用途，因为亚马逊公司在这一天开始悄悄实验一项有奇怪名字的服务：机械的土耳其人（Mechanical Turk）。这个名字是借自臭名远扬的能下象棋的“自动装置”，它是匈牙利男爵沃尔夫冈·冯·肯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1770年建造的。这个木制机器外形像一个坐在大机箱前的土耳其魔法师，它能自动而快速地下象棋，用复杂的齿轮和杠杆系统来移动棋子。在维也纳皇宫的首次表演中，它就迅速击败了对手Cobenzl伯爵，让在场的皇室成员看得十分高兴。有关这个惊人聪明的机器人的信息迅速传开，于是肯佩伦带着它在欧洲各地表演，击败了一系列著名的挑战者，包括拿破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直到几年之后，这个骗局才被揭穿。原来机箱里藏了一名象棋大师，他用一个磁铁系统来跟踪对手的举动并移动自己的棋子，这个人实际是在模拟一种人工智能。

亚马逊公司的Mechanical Turk完成的是一种类似的业绩，它把人“藏”在一个软件程序中，用他们执行电脑不太善于完成的任务。例如假设程序员在写一个应用软件程序，其中有一个步骤是识别数字照片中的建筑物——这个任务会让电脑为难，但由人去做却很容易。这位程序员在用Mechanical Turk服务时，可以编写几行简单的源代码，从而获取必要的情报。在该程序运行到某个指定时刻，在亚马逊公司的Turk网站上会自动贴出一个关于“由人执行任务”的要求，而人们会争着完成这项任务，以换取程序员设定的报酬。

依据亚马逊公司在其网站上的解释，Mechanical Turk表明了人与电脑之间不寻常的颠倒关系：“当我们想到人与电脑的接口时，我们通常认为人是提出要完成的任务的一方，而电脑是完成运算任务并提供结果的一方。假使这个过程倒过来，由电脑程序要求人完成这个任务并返回结果，那又会如何呢？Mechanical Turk就是这么做的，它把人的行为和判断变成了软件程序中的功能。不是电脑为我们工作，而是我们为电脑工作。就Google公司搜索引擎的运作而言，我们在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也扮演了一种类似的角色。这个搜索引擎的中心部分是网页排序算法，而它是布林和佩奇20世纪9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做研究生时编写的。他们当时发现每当有人从一个网站与另一网站链接时，他都是在表达一种判断，他是在宣布他认为另一个网站重要。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网上的每一个链接都包含人的智能的一个片断，而所有的链接加起来，就包含了海量的智能——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的大脑对它都无法加以处理或加工。搜索引擎按链接逐一采集这一智能，并用它确定网上所有网页的重要性。一个网站得到的链接点击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正如约翰·马科夫所说，Google公司的软件“系统地利用了人类的知识和对重要事件的决定”。每当我们写出一个链接，或点击一个链接，我们就是在把我们的智能输入Google公司的系统。我们正在使这台机器又更加聪明一点——并使布林、佩奇和Google公司的所有股东又富了一点。

通过Mechanical Turk和Google公司搜索引擎，我们开始看到人脑正与万维电脑的人工大脑合并。在这两项服务中，人都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就Mechanical Turk而言，我们被列入了一款软件程序，执行了一个小小的功能，但却不知道更大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手工劳动者成为了长长的组装线上的螺丝钉。就Google公司搜索引擎而言，我们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作了贡献。布林和佩奇已为他们的机器编好了程序，因此可以收集我们留在网上的点滴智能或信息。

随着运算之“云”的增大，当它变得无处不在时，我们会为它输入更多智能，它将用全球定位卫星和微型无线收发讯机跟踪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移动，其周密程度恰如它今天跟踪我们在网上的点击一样。随着在网上处理的商业和社交事务日趋多样化，这些软件程序可收集、储存、分析和利用更多种类的数据。万维电脑将变得更聪明，以至到了无法测量的程度。换言之，我们的智能将开始转入机器，不论我们是否允许在自己的脑袋里嵌入芯片或插座。

电脑科学家现正在为互联网设计一种新的语言，它会使其变成表达和交换智慧的更先进得多的介质。今天的程序员在设计网页时，只有通过有限的选择（如用源代码及标记）来描述文字、图像及其他内容。网络传统的超文本标记语言只注重简单的设计指令——例如指示网络浏览器将一行文字写成斜体，或将其摆在一页的居中位置。新的语言将使编程者前进很多，他们将可使用标记来描述目标（如文字和图片）的含义，以及不同目标之间的联系。例如，对一个人的姓名可以用标记附上有关他的地址、工作、爱好什么、不喜欢什么等方面的信息。对一个产品的名称，可以用标记描述它的价格、可供情况、制造者及与其他产品的兼容性。

软件工程师们相信，这种新的语言将为网上电脑间更具智能的“对话”扫平道路，它将使信息网络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网络——通常人们称之为“语义的网络”。HTML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也是开发其替代物的先驱。他在2006年苏格兰的国际万维网会议上说：“网络只会变得更具有革命性。20年之后，我们将认为目前阶段为胚胎期。”他预计会有那么一天，“贸易、政府管理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过程将通过电脑之间的对话来处理。”

在华盛顿大学的图林中心（这是一家居领先地位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人员早已成功地开发了一种软件程序，它能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阅读”网页上的句子，并从中判断出含义——而且不需要编程者做任何标记。这种软件称为“Text Runner”，它可以扫描句子，并识别出单字或短语之间的关系。例如在阅读“Thoreau wrote Walden after leaving his cabin in the woods”（梭罗在离开他的林中小屋后写了《瓦尔登湖》一书）时，它会认识到动词“wrote”描述了“Thoreau”和“Walden”之间的一种关系。当它扫描更多网页并看到几百或几千类似的句型结构时，它就会假定“Thoreau”是一名作家，而“Walden”是一本书。由于Text Runner阅读的速度太快——在一次测试中，它从9 000万个网页中归纳出10亿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它可以迅速地学习，它的开发者将它视为“机器阅读”的一个很有希望的原型，并将其定义为电脑“对文本做自动的、不受监督的理解”。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1945年提出了电脑的首个设计计划，这是一种能将应用指令存在自己存储器中的电脑，他的计划成了一切现代数学计算机的蓝图，他的革命性电脑的直接应用是在军事方面——设计核弹和其他弹药——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已设计了一种通用技术，一种应用方式尚无法预见的技术。他1945年10月24日写信给后来任核能源委员会主席的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说：“我相信这种计划中的装置，或它作为首个代表的这一类装置，是如此激进的新产品，以至于只有在它投入使用后，它的许多用途才会变得明显。从定义来说，有可能成为最重要应用的，是那些我们目前并不认可的应用，因为它们离我们目前的（应用）范围最远。”

在万维电脑的历史上，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类似的时刻。我们已建造了它，并正在开始为它编写程序，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将被用于哪些用途，但我们可以预计它与诺依曼设计的电脑不一样，因此不会仅仅听从我们的指令就万事大吉，它将向我们学习，并最终将自动编写给自己的指令。

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是技术历史学家和普林斯顿大学知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儿子，他于2005年10月应邀到Google公司总部参加一个派对并演讲，这个派对是为庆祝诺依曼发明电脑60周年而举办的。乔治·戴森后来回忆这次经历时说：“尽管有新奇的家具和其他玩具，我仍感到自己走进了一座12世纪的正在建造的教堂。每个人都在忙着雕刻石头，好像有一名肉眼看不见的建筑设计师正在指导一切。气氛是欢快的，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明显的敬畏。”他在致辞完后与Google公司的一名工程师攀谈起来，他们谈起了Google公司备受争议的计划，即把全球图书馆的内容扫描入自己的数据库。这位工程师告诉他说：“我们扫描这些书不是让人去读，而是让人工智能去读。”

那次访问Google公司总部让乔治·戴森来了灵感，于是他为网上杂志《Edge》写了一篇文章，其中他指出，我们已到达了电脑运算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今天使用的电脑是诺依曼发明的，它用一个实体的矩阵元件作为自己的存储器。每个数据片断都存在其中的一个精确地点，有一个独特的地址。软件由一系列指令组成，其内容是到规定的地址找到数据片断并加以某种处理。乔治·戴森解释说，这一过程“非正式地表现为‘对你在这里发现的东西做这个操作，并把结果送到那里’，一切都不仅取决于精确的指令，而且还取决于对这里、那里和何时的正确定义。”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也正如诺依曼在1945年所预计——电脑这个机器可以通过编程完成各种任务，但它有一个基本的局限：只能按照指令完成操作，它完全依赖编程者发出的指令，因此只能执行编程者能为之想到和写出指令的任务。正如乔治·戴森所说：“电脑已变得越来越善于提供答案——但只能为编程者能问到的问题提供答案。”

这与有生命的系统（如我们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非常不同，我们在生活中会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为还没被问到或至少没有被精确地问到的问题计算答案。乔治·戴森解释说：“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答案比定义问题更容易。例如，画出一个类似猫的东西较容易，而描述怎样使一个东西十分像猫就比较难。小孩会随意乱画，而结果一个像猫的图形就出现了。出现一个解决方案就证明找到了问题，而不是倒过来。”使我们如此聪明的原因是，我们的大脑在不知道提问是什么的情况下，一直在提供答案。它们在感知，而不是在计算。

如果要让机器展示，或至少模拟那种智能，它就不应受限于一组明确的指令，不应只对一组被严格定义的数据进行处理。它需要摆脱自己的固定存储器，它需要失去机器特性，而开始像一个生物那样去活动。当互联网本身成为一台电脑时，这种情况就变得可能了。突然间，我们不再只有一组有限的数据精确地放在矩阵元件里，而是拥有了一大堆过量的数据，它们在一块巨大的、无边界的“云”中浮动着。换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拥有了信息的原生浆液，而它正要求得到我们的理解。我们为此就需要有像大脑那样能理解事物的软件，而不是诺依曼设计的那种只能按指令行事的计算机软件，因为这种指令正如戴森所写的：“只会说‘对下一个出现的那份文件做这个操作。’”

Google搜索引擎和其他旨在从网上采集数据的程序，在我们看来已是这种新型软件的胚胎形态了。Google公司的工程师承认，正如戴森所说，“每一个网络，不管它是神经元的、电脑的、文字的或理念的，都包含对不需明确定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正等待我们去发现。”Google搜索引擎的算法早已能很好地从互联网上找到问题的答案，尽管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时用词并不明确。我们在用Google搜索引擎时，并不总是精确地知道自己想寻找什么，但我们经常总是找到了答案。如果万维电脑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机，那么Google搜索引擎就预示了该计算机要运行的新型软件。

埃里克·施米特说过，Google公司的终极产品，即他“一直想造的产品”将能不待他发问，就“告诉我应该打哪个字”。换言之，它将在没听到提问时就给出了答案，这种产品将是一种人工智能。用布林的话说，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比人脑还聪明的人工大脑”。

那我们的大脑怎么办？我们正日益更严重地依赖互联网上的巨大信息仓库，以它作为我们记忆的延伸或甚至是替代物。在这一情况下，我们思维的方式会改变吗？它会改变我们感知自身和与外界关系的方式吗？当我们把更多智能放入互联网时，我们作为个人会更聪明还是更笨？

凯文·凯利在描述万维电脑（他称之为“机器”）的未来时是这样写的：“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将严重依赖机器所知道的东西——关于我们的情况，及关于我们想知道什么。我们早已不想自己记住某一件事，而是觉得二次、三次地用Google搜索引擎去搜寻更容易一些。我们越是教这台巨型计算机，它就对我们了解外界承担越多的责任，它将成为我们的记忆装置。然后，它将成为我们的身份。到2015年，许多人一旦用不上这台机器，就会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了——就好像做了脑白质切断术。”令人不安的是，凯利对人们日益依赖电脑的描述，即使是无意的，也很像寄邮包炸弹的罪犯——西奥多·卡克津斯基（Theodore Kaczynski）在其臭名昭著的宣言中的一段话。卡克津斯基写道：“当电脑变得越来越聪明之时，人们会让电脑为自己做更多的决定，这仅仅是因为电脑做的决定比人做的决定效果更好。最终，人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阶段：保持系统运转需要的决定过于复杂，人们已无法聪明地做出这种决定。在那个阶段，电脑将在实际上控制一切。人们将无法把电脑关掉，因为他们对电脑已过于依赖，关掉电脑就等于自杀。”在卡克津斯基看来，这是一场令人害怕的噩梦；而在凯利看来，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场景。凯利对这一前景持欢迎态度。他认为，让我们的身心浸入一种更伟大的智慧，将标志着我们命运的圆满。他说人类已发现自己今天处于一种新的开端，在这一时刻，“曾经痛苦地四分五裂的心灵，现已开始弥合在一起。”

其他人对我们的前景则不那么乐观。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2005年在曼哈顿圣马克教堂排演了他的超现实主义戏剧《众神在敲我的头》。这是一个凄凉的作品，描写两名筋疲力尽的伐木工在一片狼藉的文化荒漠——正如剧中一位人物所说，这是一个纸一样薄的世界——中一边徘徊，一边说着含混、不连贯的句子，福尔曼在给观众的一封短信中，介绍了他创作这一“忧伤剧”的灵感。他写道：“我来自西方文化的传统，而它推崇的理想（即我的理想）是个性要有一种复杂、高密度和‘类似于教堂’的结构，体现着受过高等教育和十分独特——即男人或女人心中有一种亲自建立的、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版本。”然而，他担心这种传统正在隐退，正在被抹去，因为我们已变得不是从自己的记忆中获得对世界的更多感知，而是从互联网的数据库中获得对世界的更多感知：“我认为我们大家（也包括我）内心复杂的密度，已被一种新型的自我所代替，而这种自我是在信息过载和‘即时提供’技术的压力下而进化出来的。”他的结论是，我们似乎正在变成“大饼一样扁平的人——随着我们轻点鼠标进入巨大的信息网络，我们被摊得又薄又大。”

关于广泛使用互联网对我们的记忆和思维过程的影响，目前尚无权威的研究，但任何经常上网的人都有可能对福尔曼的说法至少有一些认同。“上网冲浪”这个常用术语就很好地体现了我们与网上海量信息之间关系的实质——肤浅。英国生物学家J·Z·扬在1950年的一篇演讲——已被收入《科学疑惑和确信》（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一书——就雄辩地表示，每当我们开始用一种新工具时，我们的感觉、理念和语言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解释说，我们的技术必定使我们发生变化，正如我们必定使技术发生变化一样。我们用以处理物质和能源的工具就是如此，而我们用以处理信息的工具（如地图、钟表和电脑）更是如此。

介质不仅仅传达讯息，它还是心灵。它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看到它。过去500年中主导的讯息介质是印刷页，用尼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的话说，它通过强调“逻辑、顺序、历史、阐述、客观、公正和纪律”而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互联网作为我们新的普遍介质，它的强调点是完全不同的，它强调即时、同步、偶然性、主观、可自由支配，尤其是速度，它不鼓励人们停下来对事物做深刻思考，并在我们的记忆中创造知识的“厚重宝库”。正如凯利所说，“即使用Google搜索二三次也会比我们用大脑记忆容易得多。”当我们在网上从一个链接迅速跳到另一个链接时，我们似乎是被导引着穿越“数据的时空”。

而这就是人们设计互联网这一商业系统所要促进的行为。（用神经学的术语说）我们就是互联网的突触，而我们点击的链接越多，看的网页越多，做的交易越多——我们作为突触发亮得越快——网络收集的智能就越多，得到的经济价值就越多，产生的利润也就越多。我们在网上感到自己是“扁平的人”，因为那就是分给我们的角色。万维电脑和为它编程的人无兴趣让我们展示“经过深刻进化的个性的厚重和多层次密度”（这是理查德·福尔曼的话），而是希望我们成为极有效率的数据处理器，及知识机器（它的机制和目的我们都不理解）上的螺丝钉。随着互联网的能力、范围和实用性的扩大，它最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可能不是电脑开始像我们一样思维，而是我们将开始像电脑一样思维。随着我们的大脑通过逐一的链接被训练成去做“对你在这里发现的东西做这个操作，并把结果送到那里”，我们的意识能力将变得越来越薄而平坦。我们正在建设的人工智能可能最后证明是我们自己的智能。

在100年之前，那些参加了木星人协会的电厂经理和电气工程师，均将自己视为新的、更完美世界的建筑师。在他们看来，上帝是“伟大的电工”，用肉眼不可见的、但却是全能的幽灵使宇宙充满活力。他们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完成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意图就是他们的意图，这些木星人声称：“电的理念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通过一个体现同志关系的组织联合在一起。”

许多正在建造21世纪宏大运算网的电脑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对于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重要感及行善感。只是比喻已经变了，上帝不再是伟大的电工，他已变成伟大的程序员。宇宙不是由一个神秘幽灵释放出来的，它是一台电脑的逻辑输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塞思·劳埃德（Seth Lloyd）2006年在《为宇宙编程》（Programming the Universe）一书中写道：“宇宙一诞生就开始运算了。生命、语言、人类、社会、文化——这一切的存在全是由于物质和能源有处理讯息的内在能力。”查尔斯·塞弗（Charles Seife）在2006年的《宇宙破译》（Decoding the Universe）一书宣称：“一切生物都是处在某一水平上的信息处理机器。在某种意义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器——一台计算机。”

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命运都是以软件源代码写的，而现在，当全球的电脑已互联成一台计算机时，我们终于得到了完善该源代码的机会，或至少是诱惑。

后记火焰和灯丝：一直被重构的世界后记

火焰和灯丝：一直被重构的世界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同时也是最不起眼的发明之一：烛芯。我们不知道是谁在几千年前首先认识到，火可以在用布拧成的烛芯顶端被隔离，而且烛芯可通过毛细作用吸取蜡或油而持续燃烧。但是这个发现，正如施菲尔布施在他关于照明系统历史的著作《不再抱幻想的夜晚》（Disenchanted Night）中所写，“在人工照明的发展史上，具有与轮子在交通史上一样的革命性质。”烛芯驯服了火，使人能精确和有效率地使用火，其效率远远优于木火炬或一束树枝的燃烧效率，它在这一过程中，还帮助人类适应了家庭生活。很难设想人类文明靠火炬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烛芯还是一个被人类用了很久的发明。从几千年前到19世纪，它一直是人类主要的照明技术。它在19世纪首先被无烛芯的煤气灯部分取代，然后又在更大程度上被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内有白热的金属灯丝）取代。与火焰照明相比，灯泡更干净，更安全，也更有效率，因此全球的人们都乐于将它用于家庭和办公室照明。电灯虽有许多实际的好处，但也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微妙和未预计到的变化。在早先，壁炉、蜡烛及油灯一直是家庭的重点部位。正如施菲尔布施所说，火是“家的灵魂”。那时家人们会在晚上聚集在中央房间，在摇曳的火焰旁边聊着白天的事情，或以其他方式共同打发时光。电灯和中央暖气使这一悠久传统陷于瓦解，家人们在晚上会更多地待在不同的房间里，独自学习、看书或做工作。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私密时间，及更大的自治感，但家庭的聚合力已经减弱了。

电灯是冷静和稳定的，缺乏火焰的那种诱惑力，它不具有迷惑力或令人心旷神怡，只有功能性的作用，它把光明变成一种工业商品。一位德国人1944年在晚上遇到空袭时被迫只用蜡烛而不能开电灯。他被蜡烛和电灯的差异所打动，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注意到，在蜡烛‘昏暗’的光线下，物体有一种不同的、更鲜明的轮廓，有了一种‘真实’的特性。但在电灯光之下，这一特性就消失了；物体（似乎）更清晰了，但实际上显得平了。电灯带来太多的光明，使物体失去了主干部分、外形、内容——总之，失去了本质。”

烛芯产生的火焰仍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有时会点起蜡烛，以制造一种浪漫或令人镇静的气氛，或是纪念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有时会买一些工艺装饰灯，它们的底座像火烛，而灯泡则是火焰状的，但我们已无法知道电灯诞生之前靠火照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记得那种生活的人现已为数不多了，而当他们去世时，人类将不再拥有对那种无电灯生活的记忆。在21世纪末时，人类将不再拥有对无电脑和互联网的生活的记忆，我们将是带走那种最后记忆的人。

所有的技术变革都是涉及两代人的变革，一种新技术的全部力量和后果，要等经历过它的第二代人长大成人并开始将落伍的父母挤到一边时，才完全释放出来。当老一代去世时，他们将带走对旧技术的最后记忆，而后人们将只记住新技术。技术的进步就是这样逐步发展的，总是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我们今天的进步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