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改革、公私基金与创新

　　富有戏剧性的是，2008年3月保尔森公布监管改革计划前后，贝尔斯登轰然倒塌；而2008年6月美联储渲染监管改革、诱导市场加息预期之后的9月，雷曼和美林接连倒闭，其刺激不良资产链条快速断裂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当然，现在除去“大而不倒”的AIG之外，已经很难再现三大巨头倒闭的类似情形了，而AIG已由当局控股高达75％，与倒闭的投行巨头之间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对不良资产链条的刺激就可能集中于重要金融机构之外的中小金融企业，而即将启动的公私基金计划正可以以监管改革对不良资产链条的刺激为条件迅速展开，这可能是目前监管改革、公私基金甚至新的股市限空令等一系列政策集中捆绑的真实背景，其最大的创新价值恐怕还在于加快剥离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
　　在目前大多重要金融机构接受政府救助、甚至接受政府股权的条件下，美国当局以部分国有化为代价，获得了对私人金融机构实施国家监管的框架，通俗地说，就是有史以来可以在监管机构之外隐蔽自身交易细节和部分业务活动的美国金融机构，在监管改革实施之后，将不得不将所有交易和业务完全纳入监管机构的监控之下。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金融机构仍然高度保持特权式的、隐蔽式的私有权利，是很难理喻的，这不是所谓的“金融创新”就可以掩盖和蒙混的，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这样的“原始社会式的愚昧状态”，其任何金融机构的任何交易细节和业务活动都需要向央行等监管机构汇报备案，而将美国金融机构从这种“原始社会式的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施之以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监管措施，确实是基于美国实际的、一个大迂回式的变革创新过程。

　　监管行为、资产清理与效率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无论需要多少辩论和讨价还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9月匹茨堡G20会议，届时美国当局需要向G20通告监管改革真正实施的相关内容，并且美国还需要向G20推销自己的监管改革版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个很广泛的共识，其中跨国监管合作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美国才会有机会重新树立美国金融市场在全世界的信心，也就是说，美国可能不得不保证监管行为的初步效果。而最能反映监管行为效率、产生预期效果的，目前仍然集中于不良资产的清理，欧美金融机构清理不良资产的进度与解决危机和经济复苏是一致的，并且更是国际监管合作的前提条件。从这种角度看，似乎美联储、SEC与FDIC以及货币监理署等其他机构之间如何分配监管权力，以及如何重新构造监管体系，甚至成立一个跨监管部门的“监管理事会”等，都是表象的一面。
　　任何系统性的监管都需要执行具体监管行为的机构或部门，纽约联储作为联储系统内最特殊的一个地区机构，承担了大部分与金融机构的拆借和往来活动，完全有能力承担对金融机构业务交易细节监管的重任，甚至对于美国多数金融机构的汇报备案，纽约联储也最具优势。但问题是这样监管权力将过于集中于美联储，美联储的监管行为将覆盖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领域，而历史则是美联储没有能够完全制止危机。因此，出于平衡美联储的权利、或者分解监管体系风险的需要，美国监管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分解责任、汇总协调、统一行动的机制，对于维持责任与效率的统一是必要的。更为紧迫的是，这些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行动，必须有助于当下尽快清理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

　　加息风声、限制做空与市场

　　美国监管改革还有一个紧密捆绑的必要条件，那就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美联储已提前对准备金支付0．25％利息，与最低区间利率一样，这些政策补贴在监管改革开始实施之后，都不再是无偿的了。美联储已经同意10家银行归还政府救助资金，这是加息周期即将开始的前兆，至少这10家银行没有理由再享受比准备金利息还低的贷款优惠了，如果金融机构纳入监管系统之下、金融业务交易细节报备实施顺利的话，金融机构在清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要享受指导性优惠，而且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最低水平的时间可能会更延长一些，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必然是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或者说，金融机构完全进入监管体系与剥离不良资产的过程，必然是刺激更多、更有力的监管行为的过程，这并不排除美联储提早动用带有惩罚性的利率政策。
　　实际上，监管改革与加息、加快剥离不良资产这些集中发生作用的刺激性举措，对市场产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拉动公私基金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当然，对于新的限空令的需要也就非常迫切的了，实际上，2008年6月至今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所有这些政策动向都集中在一起了，都必然会在金融市场中充分地集中反映出来。目前最有利的条件是，重要的银行机构、包括通用这样的实体巨头，其生死存亡都已经大致水落石出，甚至还有高盛为代表的归还救助资金的强势阵营，因此市场动荡的破坏性已经改变，最为关键的集中了系统风险的AIG问题，实际上走上了政府救助两房这样的相似轨道，信贷违约市场的崩溃风险也相对受控，虽然市场由此产生的动荡仍然可能是巨大的和破坏性的，但可能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