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降，人们对于危机成因的认识不断深化。作为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抓坏人”活动日益深入且丰富。嘈杂的讨论中，有几个挨批对象出镜率颇高，其中包括“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
由于金融监管体系独立于党派，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们得以对监管不力大发感慨。不少人言之凿凿地重复这样的断言：如果监管更强有力、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更……危机或许可以避免。笔者以为，对这些马后炮，或许可这样理解：对于监管而言，水平没有高和低，只要发生一次危机，史上所有美誉统统不算数。
现在，奥巴马政府纠结多日，终于拿出了金融市场监管改革方面的新计划，内容也几乎迎合了市场中此前各类呼声。其中，不仅要加强对金融控股类机构的监督，增加对衍生产品等市场的管理，还要创立一个新的对抵押信贷和消费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进行保护的机构，乃至赋予政府接管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公司的权力，更要创立与海外各国监管机构相协调的新政策等。
一言以蔽之，这个言必称“改变”的总统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将“大政府”这个在美消失多年的“幽灵”重新召唤到市场中来。同时，昔日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发出的那个著名表态——大政府时代结束了，也被新生代民主党人奥巴马干脆彻底地抛弃了。
必须指出的是，谁也没指望就依靠奥巴马多办几件新“实事”，就能干净利索地解决这场已伤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根本的危机。但此番对金融监管体系大动手术，也不由让人忧虑。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强悍的“美国版大政府”真能够避免日后的新问题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美国需要回到上世纪50-60年代那样的监管环境”，那时的好处是只有商业周期而没有金融危机。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和大家谈论“金美元时代”的美好故事，好比要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男人相信主旋律是“公主和王子永远快乐地生活在森林里”的偶像剧集一样不靠谱。
何故？时、势异也。
一者，综合经营本身就意味着金融系统的风险点增多，体系脆弱性上升，机构的风险根本无法通过单纯调高资本金额度或提高监管力度来完全对冲；二者，衍生品创新本意就是规避监管、博取利益，不能指望用扩张警察队伍的办法来完全消灭犯罪；三者，对那些因自己贪婪而犯下错误的消费者过度保护，可能诱发更广泛的侥幸心理，神圣的市场规则易遭亵渎；第四，政府接管大型金融机构难免疏离市场，既稀释了原股东权益，又面临官股如何退场的困境；最后，即使全球监管规则都“相容”了，也还缺乏一个“激励相容”的安排，有规则、没效果的事例，我们并不陌生。
现今，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最深刻问题在于，与美国巨额债务相捆绑的美元流动性会怎样演变。这几乎也是制约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最重要变数。即使自今而后，由“大政府”控盘的美国消费、投资、贸易能不歇脚地一路攀升，也无法解决外部国家对过剩美元累积必然引发泡沫出现、这些泡沫三五年自我消灭一次的担心，更无法消弭整个世界对缺乏实物基础的“美元环流”无法永续循环的习惯性恐惧。
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通过监管方面的冷峻说辞来让大家镇静。更何况，更多的监管也不等于更好的监管。再说得更确切一点吧，好的时代，无需监管。
（作者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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