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强劲寒流，让许多企业都强烈感受到平安过冬实在太难。企业破产与民工返乡的风潮，不只是经济问题，同样也是不容轻忽的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来进行有效化解。

　　最近一段时间，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侵袭推出的制度性救济，也是层出不断。比如，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出通知说，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不过，这个“暂缓举动”，却招致无数公众的斥责。
　　尽管说，公众也很明白，在许多领域进行救市行为，本质目标也是在救我们自己。但是，冬天已到，寒气袭人，谁都需要及时的取暖。也就是说，公众对于政府的相关救济手段的诉求，更多时候会体现在救济的效率上——政府的救济政策，应该最直接与最快捷地体恤民生，让那些相对贫弱的群体及时拿到一件过冬棉袄。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许多公众对于“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感到很失望。毕竟，这个制度意味着，经历过长久吁请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现在终于成为一个休止符了。虽然，“暂缓”两个字，并不意味着政府今后就不再考虑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了，但是，即便是在CPI高企，经济快速增涨的年代，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都在经过漫长年月的等待之后也没有落地，而未来经济沿着下行线滑行，显然又将需要一段漫长的时期。由此就不难推想，再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那一天，公众等得不是花早已谢了，可能是心早已碎了。
　　如此两厢比较之下，其实不难看出，在以最低工资补给民生方面，有太多的遗憾与尴尬。政府在以最低工资标准来对劳资进行利益平衡方面，存在着某种制度滞后性，不能发挥出及时的调节效应，导致相关群体利益受损。事实上，这个问题，如同过去公众一直诉求的工资增长与CPI联动一样，都反应出在利益分配领域，制度长期缺乏激励而趋于僵化，长久地停驻不前，在社会经济的风云变化面前表现得无动于衷，这样的制度自然难以产生相应的效率与效益，把太多的民生压力转嫁到那些贫弱群体的身上。
　　所以，与其说，公众现在对“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不满，倒不如说，是公众对过去长期不变的最低工资标准积郁成愤——试想，如果在前几年经济快速增长、CPI不断高企的语境下，政府能够迅疾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实行工资与CPI联动，来及时的体恤民生，反哺社会的话，那么，在现在金融危机寒流下，哪怕是政府适当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也都会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的。
　　毕竟，最低工资标准，是在尊重劳动者的劳动价值，综合考虑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以及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来赋予底层劳动者特定的权益，来保障其基本体面的生活。这本身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民生福利问题。对于民生问题，政府听取民间的疾苦声，不让民生负担加重“痛苦指数”，就必须进行及时的动态处理，这才是政府的善治。否则的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长期治标不治本，到关键时候反而无所适从。旧的问题没解决，就被新的问题来给覆盖了，这时推出的制度救济，自然会让人面对新伤，想起旧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