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风波平稳收场，重庆市政府的柔性处理策略和灵活身段，以及参与罢运的大多数司机的相对理性克制，为今后人们处理类似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正面样本。

    与多数群体性事件一样，此次重庆出租车罢运风波的发生也跟之前的官民互动不畅有关系。重庆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崔坚向媒体指出，之前重庆市交委等有关部门就听到出租车司机罢运的消息，但是由于疏忽，没有及时解决问题，导致大罢运的出现。根据中国政府的问责制度，相关官员将受到处分。
    而在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进行对话的时候，有出租车司机代表指出，希望政府和各个部门都能成为基层的朋友，给他们这些最底层的高风险低收入者，“多提供像今天这种直接给各位领导反映的机会和场所，就能够很有效地避免这次停运事件的发生。”
    沟通与对话所带来的信息交流无疑是防止误判与漏判的最佳方式。而沟通的有效性则依赖于常态化的组织媒介和平台。在中国现行管制格式下，某一领域或行业出现问题，本着“守土有责”的原则，将板子打向相关主管部门，有其一定合理性，对提升有关官员对于舆情的敏感度和处置问题的效率不无裨益。然而考虑到现有的沟通因组织媒介与平台的匮乏而面临的低效率，有关官员不免有“抱屈”之叹：他们怎么判断关于罢运的说法是个别心怀不满的司机一时激愤的言辞，还是确乎有发生的可能呢？往往在他们搜集信息的过程中，处理问题的最佳时间就已经被错过了，而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疏忽”。
    如果他们面临的是有常态化组织的出租车司机群体，那么那些被普通司机信赖并拥有授权的代表们所提供的信息，将是有效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沟通与对话将大大减少“疏忽”的可能性，而经此沟通后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将更加即时和有针对性。重庆市委市政府与出租车司机代表进行对话后对事态平息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些代表能更早一些产生，沟通能更早一些进行，效果肯定更好，或许罢运根本就不会发生。
    而如何让各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自组织和自管理，进而选出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代言者，眼下依然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而像重庆出租车司机代表所提出的 “多提供像今天这种直接给各位领导反映的机会和场所”，从现实可操作性而言，批量复制的可能性不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出租车罢运风波的解决之道，在从手段和结果均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良性的示范的同时，也再次凸显了我们在解决类似事件时所面临的制度性资源的匮乏。一言以蔽之，重庆之道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应急型应对的轨迹。
    在目前的格局下，在加强行业自组织和增加官民对话频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渐进可行之道呢？在官员之外，在现有政制框架下，加强人大和政协对相关行业和领域的调研和问政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反映民情，似是一条可行之道。而类似于香港的那种根据功能界别团体划分和代表名额的办法也是可资借鉴的——那些来自出租和公交领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无论如何要比局外人更能体认和代言本行业的利益，进而能与主管部门和普通市民形成更有效的对话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