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多辆停驶出租车恢复营运后，重庆出租车企业近日终于公开承诺下调“份儿钱”。重庆出租车驾驶员还将成立行业协会，搭建与企业、政府协商、对话的平台。(11月9日《新京报》)

    应该说，对于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相关政府部门的应对态度与处理措施都较为得体，而且最后的结果———降低份子钱，也在良性的预期目标内，这或许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只是，如果仔细想想这一事件的整体运行过程，只怕很多人都难免产生几丝担忧。因为这种“如果不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一闹则立即解决”的矛盾解决方式，难免会成为其他地方效仿的对象。而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不能未雨绸缪，更为积极主动地从根本上减轻与化解出租车司机的现实困境，那么，不仅如今重庆市这种被动下降出租车份子钱的个体正义难以让人满意，而且只怕难免会引发一系列类似事件。
    实际上，在这次重庆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发生前，全国各地曾先后多次出现过类似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事件。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正是在于几乎所有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份钱过高、超强度工作、权利被侵害、告状难”等问题，尤其是每月动辄四五千元甚至五六千元的“份儿钱”，几乎让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们都如山在背如石在心，每天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对此，诸多新闻媒体也一直在报道与评论。其中，《中国经济时报》8年来对100多个城市出租车业的调查研究发现，如今各地出租车几乎普遍存在八个方面的主要矛盾：出租车经营权的争夺；车辆产权投资人与登记人相互之间矛盾；公司化模式与个体化模式的矛盾；司机与公司二者关系界定不清的矛盾；行政管理上的各种冲突与矛盾；税费收缴中公司与司机及政府间的矛盾；出租车与黑车市场争夺的矛盾；上升的成本转嫁给公众还是由经营者自己消化的矛盾。
    围绕如何更为有效解决各城市出租车的难题，虽然近年来不断有代表委员、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一些应对性的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改革创新出租车管理服务机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更多地还是热衷于给予一些企业排他性的出租运营服务的权利，不仅从法律上排除了其他竞争的可能，也把自己的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责让渡给了出租车公司，自己则安然地从中谋取巨大利益。
    虽然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本身确实能大大刺激司机的干活积极性，但那种近乎“旱涝照收”的份钱收取方式，不仅忽视了出租车个体化经营的特点，而且掩盖了公司经营权垄断和实质挂靠、变相集体所有制度下公司剥削司机等诸多残酷的事实真相，明显违背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从而不仅直接导致了诸多出租司机身心疲惫，也让广大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还是为了保障广大行人、乘客和出租车司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各地政府部门理应尽快意识到出租车行业的公用事业性和行政垄断性，逐渐抛弃和改变目前出租车“法定”垄断经营的形式，建立健全更加科学、人性、合理、和谐的出租车管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防范这次重庆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的负效应在全国其他地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