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期综合调控和季节性因素的双重作用下，5月份ＣＰＩ终于回落至8％以下，而历年物价走势显示，二季度各月物价环比增速均呈现回落的态势，再加之今年翘尾因素前高后低的因素，各机构普遍预计今年的ＣＰＩ也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但是此种判断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总需求得到有效抑制和总供给得到持续增加，因而，判断今后的通胀形势也得从这两方面来考虑。

    抑制需求难度不小

　　观察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在前期综合宏观调控措施之下，总需求已经得到明显抑制：剔除价格因素后，投资实际增速已降至16．36％（按照季均ＧＤＰ平减指数计算），低于去年同期的19．33％和年末的17．93％；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速也降至7．78％（按照月均ＰＰＩ计算），较去年末下降了4．34％；而出口增速则已经连续8个月低于进口增速，且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经济下滑致使外部需求增长受阻和内部政策调整（包括税收、产业、技术、汇率等）双重影响下，出口将继续减速；实际消费增速降至13．12％（按照月均商品零售价格计算），在三驾马车同时放缓的作用下，一季度ＧＤＰ增速也由去年的11．9％降至10．6％。
　　但是总需求的合理抑制是否持续，实现经济“软着陆”尚存变数：首先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容许经济增速继续下滑，尤其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调整期，全球范围内包括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经济泡沫破灭的风险正在急剧累积，而且已在局部发酵，例如近期越南的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而言，其以增量调整带动盘活存量的发展路径，是否会因经济的急速下滑而变轨，以致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当前需要高度警惕的。
　　其次就是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和人民币升值单边预期的双重作用下，内部货币被动供给的局面仍然严重，“输入性通胀”压力有增无减，再加之政府换届、灾后复建等因素推动的投资刚性和资源低成本的占用，均会对后期总需求形成一定拉动。
　　因此，通过抑制总需求来平稳通胀的难度较以往更加困难。

　　增加供给动力不足

　　首先，伴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入，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已经与全球要素价格密切相关，而在美元贬值、发展中国家连年高增长、能源供给增长缓慢、金融资本逐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包括石油、煤炭等重要能源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连续飙升，进而带动国内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价格连续上涨，5月份ＰＰＩ和原材料价格增幅分别已升至8．2％、11．9％，在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管制机制和近期政府限价措施之下，虽然有效阻碍了向居民最终消费环节的传导，但也造成了石油、化工、电力等上游行业的全面亏损，进而上下游行业间利润的正常合理分布被扭曲，上游行业被迫采取类似“开三停四”的办法消极应对，再次出现“煤电油运荒”的严重局面，从而抑制了供给层面的增加。
　　其次，限制粮食出口，因供需缺口造成粮食生产资料成本不断上涨，同样抑制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再加之天气的不利因素和生物能源对口粮所用要素的挤占，实际粮食供给仍然存在严重隐患。
　　另外，通过本币升值是否真的能有助于抑制通胀，目前尚不被实际数据所证明。以ＰＭＩ指数中的购进价格指数为例，虽然自去年末人民币加快了升值速度，但5月份购进价格指数却高达73．9％，远远高于去年同期和年末的65．9％、69％，可见在“大国效应”和美元加速贬值，尤其是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方面薄弱等因素的影响下，“升值能够抑制通胀”的说法值得商榷。
　　由此可见，无论总需求还是总供给，均对后期物价能否如期回落构成不确定因素，而要在目前商品市场泡沫破灭之前，平稳实现经济“软着陆”，尽快推动资源价改“闯关”恐怕在所难免。

　　资源价改不能引而不发

　　目前国际金融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已由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转战到商品市场，而在美元连续贬值和低利率的刺激之下，投机行为被过度放大，能源就成为当下首当其冲的既安全又高回报的投机选择，其直接后果则是急速推高了全球通胀水平。而由于中国内部生产要素价格非市场化机制，上述后果被异化为两种补贴结果：其一是中国补贴世界，由于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外国消费者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同时，也将本应承担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给中国；其二是国内穷人补贴富人，为了保证上下游产业的供给链条，上游行业享受着巨额取自于全社会纳税人的财政补贴，进而使得内部要素占用者（例如拥有汽车者）将本应承担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给要素非占有者（例如不拥有汽车者），而这两种异化又进一步扭曲了价格机制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作用，导致一方面由于资源的低成本刺激了总需求的增长，另一方有效供给增长的市场化效能又被抑制。因此，资源价改“闯关”成为当前权衡经济平衡的关键。
　　因上世纪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触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让决策者对当前是否进行“二次闯关”心存余悸。那么，究竟如何权衡其中的利弊，“闯关”路径选择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路径之一：静观其变，即延续目前限价、货币紧缩、财政补贴的措施。其前提则是期盼外部经济的放缓能够带动能源需求的锐减，从而纠正供需失衡的状况，等待外部输入通胀的自然退潮。
　　路径之二：果断出击，即立刻恢复既定的能源价格改革进程。其前提则是能否稳定居民通胀预期，将外部化的资源成本内部化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以求达到供需均衡，实现“软着陆”。
　　但由于上述两种路径前提条件得以成立的不确定性，使得资源价改的“变”与“不变”难以掌控，那么剩下的路径就是择机而动了，但不能引而不发。
　　首先，要通过货币、财政等多种手段稳定居民的通胀预期，尤其是央行不要再羁绊于所谓中外利差对于热钱吸引的理论，应该果断加息稳定已经出现回落的通胀预期（央行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居民物价预期指数为48．9％，较去年末的64．8％明显下降）；对于因能源价格飞涨受损的上游企业，改财政补贴为税收减免，包括上调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和降低石油进口增值税率等措施；对于消费层面的能源占用者，通过开征燃油税等资源类税种，纠正穷人补贴富人的局面；对于资源价改进程，应采取小幅快进、先工后民、先城后农的方式逐步推进，从而从根本上将经济发展的资源依赖型、粗放型转变为资源友好型、集约型。
　　近期为应对不断蔓延的通胀压力，包括俄罗斯（0．25％）、印度（0．25％）、印尼（0．25％）、越南（2．00％）、南非（0．50％）、智利（0．50％）、秘鲁（0．25％）等国家已经陆续加息紧缩；而包括印度（11％）、马来西亚（63．3％）、印尼（28．7％）、斯里兰卡（37％）、台湾（10％）等国家和地区也纷纷上调了国内油价；欧美各国对未来通胀形势则表现出少有的强硬态度，对中国而言，如何平衡好通胀形势和资源价格改革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是今后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