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反通胀，许多人会想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货币政策手段，实际上，财政政策也是有力的一招。最近出台的两项政策就颇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5月28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调整部分商品进口税率，其中冻猪肉从12%降至6%，椰子油、橄榄油分别从10%、9%降至5%；6月3日，财政部、国税总局宣布取消部分植物油的出口退税。这两项政策，针对的都是国内供求比较紧张的食品，意在动用税收杠杆鼓励进口、限制出口，从而增加国内市场的食品供应，平抑其价格上涨。
　　当前的这一轮物价上涨，其形成机理十分复杂，既有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比如投资需求旺盛、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等，也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比如，猪肉等部分食品供应短缺导致物价结构性上涨。再如，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扬、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等，增大了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使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有所增加。一季度，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同比增长了18.3%。而前4个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3%，比上年同期足足提高了6.3个百分点。面对日渐高企的成本，企业感叹“日子不好过”，有的咬牙消化，有的只能选择提价。此外，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也带来了输入型通胀压力。近年来，国际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价格快速飙升，而我国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商品的进口依存度已接近或超过50%，国际市场上涨声一片，国内市场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
　　既然物价上涨有多种因素，那么治理起来也要用多种手段。当前，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反弹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外汇储备及相应的人民币占款增长仍然较快，还需要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灵活地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防止“超调”和“误伤”。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货币政策对供给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就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来应对供给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这里，财政政策就大有可为：
　　——应对结构性物价上涨，可以通过提高补贴、减免税费、扩大公共产品投入等措施来增加农产品生产，保障市场供给。比如，加大对粮、油、肉、奶、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的补贴力度；减免农机具、农膜、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生产和购置环节的税费，以及农产品在加工和流通环节的税费；提高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力度。
　　——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可以采取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等方式，来减轻企业负担，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
　　——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可以削减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来减少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同时可加大对相关企业进口产品价格倒挂的补贴力度。
　　物价上涨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在抵御通胀压力方面财政政策似乎仍有操作空间。专家建议，不妨视物价走势考虑继续调减利息税率；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继续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等。
　　反通胀是中央银行的天职，也是政府的责任。因此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打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拳”。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增强治理通胀的综合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