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通胀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出现加速恶化之势，那么，政策面将不得不加力收紧，“冷火鸡”式的治理方案很有可能取代当前较为温和的治理政策，届时，反通胀成本将急剧上升。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反通胀和避免通胀失控的必要前提，但对实体经济和经济主体而言，财政政策更为灵活有效。财政政策转向涉及很多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通常有较长的内部时滞。但做这一努力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因为此轮通胀很可能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
　　通胀正在席卷全球，最近甚至有媒体称通胀已取代次贷危机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威胁。对中国而言尤为如此。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历数次变故，但实体经济仍保持向好态势。然而，一个悲观预期是，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通胀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出现加速恶化之势，那么，政策面将不得不加力收紧，“冷火鸡”式的治理方案很有可能取代当前较为温和的治理政策，届时，反通胀成本将急剧上升。
　　为避免这种不堪承受的局面出现，货币政策理应坚定从紧。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的调整也是反通胀的重要一环。这一点还未得到充分讨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反通胀和控制通胀免于失控的必要前提，但对实体经济和经济主体而言，财政政策更为灵活有效。在反通胀征程中，适当的财政政策应该成为降低反通胀成本的重要配套政策。
　　财政政策转向涉及很多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通常有较长的内部时滞。但做这一努力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因为此轮通胀很可能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从外部看，通胀是一个世界现象；从内部看，我国通胀压力尚未完全释放，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有可能长期化。
　　首先来看看全球通胀格局。中国目前的通胀在8％的高位通道中运行，这是12年来的新高，而一年前的通胀率仅有3％。俄罗斯更是达到了14％。大多数石油输出国同样也正经历着两位数的通胀。印度中央银行更加关注的批发价格指数也达到了4年来的新高7.8%。印尼通胀已达9％，下月将达12％。拉丁美洲的通胀史以惊心动魄著称，现在形势已有所缓解，即便如此，巴西、智利和阿根廷最近的通胀率也分别达到5％、8.3%和8.9%，远超去年同期水平。在发达国家，G7通胀率由去年同期的2％提升到现在的3％左右，应该说，它们的通胀并不像新兴国家那样严重，但令人担忧的是，与通胀压力抬头相伴随的是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徘徊在衰退边缘，而欧元区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
　　或许对上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时期印象过于深刻，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将通胀描写为“像鳄鱼一样凶残，像全副武装的强盗一样令人心惊肉跳，像杀手一样致命。”然而，不幸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全球通胀很可能会再度上演，很可能这次也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衰退，面临滞胀风险；而与上次不同的是，此番全球通胀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将超过发达国家，而上一次滞胀主要在发达国家爆发。
　　其次，中国通胀压力的长期化还有着内部因素支撑。一方面，我国当前的通胀率被低估，随着时间推移，通胀压力显性化的压力将更大。与开放的小国经济体不同，部分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规模、食品的自给率，中国的通胀还没有出现加速上涨的苗头。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较低的物价并没有反映真实的通胀压力。在价格管制下，燃油、粮食、公共服务等与家庭生活费用直接相关的重要价格与国际市场走势并未接轨。如果全球通胀持续下去，国内外重要商品的价格背离到底能维持多久就自然是一个疑问。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会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此轮价格上涨的领域正是我国存量体制集中的领域。在农产品(000061行情,股吧)部门，我国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效应并未完全消除。当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都在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则受到限制。要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这种状况很难持续下去。在资源品部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成本一直未能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随着节能减排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能源价格将逐步体现其整个的社会成本。
　　应对通胀压力，紧缩的货币政策固然是首要的。正是得益于全球主要央行的合理货币政策，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基本稳定。笔者曾多次分析指出当前坚持货币政策继续紧缩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未因年初严重的冰冻雨雪天气而改变，同样也不应为地震灾害而改变。
　　但是，毋庸置疑，在与通胀的斗争中，财政政策也应该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且，这一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控制通胀的失控，但会给经济增长和家庭生活质量造成一定成本。正因为通胀是一个全球现象，我国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空间受到限制，而经济结构调整所造成的通胀压力将通过部分价格的相对上涨而体现出来，这些价格上涨很可能会对生产生活造成过多影响。
　　总结起来，财政体制转型至少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减轻反通胀的痛苦和成本。
　　第一，财政应配合价格管制，对受影响较大的部门和群体实行补贴。为避免物价上涨失控，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实行物价管制是必要的，但物价管制必须尽早考虑放开，同时应配合实施财政补贴政策。现阶段，国家财政对石油电力等强势部门补贴较为充分，但对于农业的补贴没有到位。最近一段时期，农村地区的通胀率总是高于城市地区，农民的生活成本上升很快，在粮食价格和流通体制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应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
　　第二，财政补贴的对象应部分由生产者转向消费者。一般来说，为了减轻通胀的痛苦，政府有两种解决通胀的财政补贴途径，一是补贴生产者，二是补贴消费者。目前中国采取的方法基本是补贴生产者。显然补贴生产者是以价格管制为前提的，而价格管制扭曲了价格体系，会造成各种问题。一个替代办法是适时放开部分物价管制，价格由市场确定，而对最终消费者实行补贴，抵消其实际收入的下降。经济学原理的答案是，补贴消费者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价格体系未发生紊乱。
　　第三，稳健的财政政策应更具有灵活性。随着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以积极财政政策为标志的凯恩斯主义方案受到各界提倡，但笔者认为，大力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只应限制在局部地区，不应扩大到全国各地。总体上而言，我国的财政模式应该转向公共型财政，而不是建设性或生产性财政。这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应有更强的灵活性，有保有压。
　　第四，财政政策应该帮助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如上所述，中国的通胀压力带有很强的结构性。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结构性矛盾，而只能为其赢得时间和空间。财政政策能够通过税率、补贴、财政投入等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
　　在通胀环境中生存是痛苦的，但相关政策有能力减少这种痛苦。为此，如果说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必需的，那么合理的财政政策则是更为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