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月，居民消费品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1%，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国家统计局分析这种情况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受春节和雪灾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在雪灾和春节到来之前的2007年11月、12月，这种趋势就已显露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这很可能是新一轮的全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的一部分。自2004年初开始，国际市场矿产资源价格和主要初级农产品价格先后形成了显著的上升趋势。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最低水平相比，石油价格上涨了7倍多，并在2007年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金价上涨接近2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铁矿石价格上涨了两倍有余，并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上涨幅度分别高达18.6%、71.5%和19%。铜、锌、铅等金属价格在短短几年内普遍上涨了好几倍，大多刷新了几十年来的增长纪录。在初级农产品市场上，尽管2007年世界农业大丰收，但是，国际小麦现货价格仍然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大豆斯货价格创造了34年来的最高纪录。从总体物价水平来看，2007年，美国制成品PPI同比增幅超过6%，CPI同比增幅为4.3%，均创下2005年9月以来新高。欧元区加工品PPI增幅为4%，创下2006年7月以来新高；CPI增幅达到3.1%，刷新了2002年欧元流通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相反力量的遏制，那么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很可能受到这一轮国际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呈现出显著而持久的特征。
　　2008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今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经过屡次上调之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1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达到4.14%，一年期货款基准利率达到7.47%。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利率明显进入下降通道，迄今为止，货币当局剩余的货币政策施展空间已经变得非常狭窄，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货币当局很可能采取更为有效的控制信贷政策。但是，笔者认为，以下几种环境因素将会极大地限制货币当局的行动，进一步束紧其腾挪空间和发挥余地，导致反通胀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成效。

(一) 国民经济增长的压力

　　很显然，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和谐等诸多社会问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维持较高水平，不能出现大幅度降低的情形。然而，根据历史经验，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中，如果排除北京奥运会对总体消费的影响，国内消费将最为稳定，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而美国经济由于住宅市场滑坡和信贷状况紧缩带来的冲击波，今年可能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其消费者支出下降会对中国消费品的出口产生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在美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将削减投资支出，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的增长势头将呈现缓和态势，与此同时，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将开始显现，出口额有可能难以维持去年的增长水平。另外，从紧货币政策对融资能力不强的中小型企业影响最大，而中小型企业恰恰是吸收社会就业弹性最大的部门。新劳动合同法可能带来用工成本的政策性上升，减少劳动力需求。如果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惯性消失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未达到预期水平，我国的财政政策很可能转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这就会抵消从紧货币政策的部分效果；要维持既定的物价目标，就要求采取更大力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二) 人民币升值预期

　　据高盛中国的估计，预计在未来的12个月内，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累计幅度将会达到10%。这种升值预期及其自我实现过程，除了会导致进口矿产品等原材料的现货价格进一步上扬、从而提高相关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制造品价格、导致出口增长速度放缓之外，还会吸引国际闲散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导致资本项目的大幅增长，在中国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之下，将进一步加剧外汇占款驱动型的流动性过剩的程度。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流资流入，但是这同时会大幅度增加生产资料进口成本，有助长通货膨胀的可能，并且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因此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就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
　　但是，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必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弱化其盈利能力，给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造成一种不利环境。在考虑到金融稳定和改革因素的前提之下，预计央行的反通胀政策不会过于强硬，于是，这也构成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的一种较强的制约因素。

(三) 资本市场改革

　　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资本市场约束宽松化取向较为明显，一些不应有的约束和限制因素逐渐消减，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IPO与过去相比，难度明显缩小，股市不断扩容。这为中国企业又开辟了一条获取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的新渠道。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企业在获取商业银行信贷的机会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很可能将目光转向这一直接融资市场。另外，中小企业板的开辟和创业投资型基金的发展，也为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当然，尽管在法律上存在种种限制，也不能排除一些企业通过企业间融资方式(包括商业信用和公司间借款)、间接从直接融资市场获取信贷以外的发展资金的可能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对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的替代，与之此消彼长，信贷管制越严厉，则直接或者间接透过资本市场融资的动机越强。尽管可以通过利率政策提升投资成本、降低股市收益率，但是，除非人为打压总体行情，尤其是大幅降低新股投资收益率，否则，很可能导致以前对控制投资规模最为有效的信贷管制政策达不到预期成效。如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对资本市场采取一些相反方向的管制性政策措施，就可能导致已经发生的改革成本付之东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通胀政策的选择空间。
　　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环境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决定了反通胀的行动空间，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其它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货币当局应当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力求精确制导。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所长所言，要“防止误伤”其他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
　　当然，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根据“十七大”提出的重视和保障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等目标来看，反通胀目标在这一排序中的位置不可能过于靠后，不可能成为被牺牲的目标，但是在其它因素的牵制作用下，反通胀目标在短期内很可能不会完满实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将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持续下去。

(作者单位：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