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政协的分组讨论中，市政协委员、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直接向限价房政策“开炮”。他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取消限价房。（2月18日《新快报》）

　　此言一出，网上立即炸开了锅，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都一致质疑“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论”，甚至一些人还对扶伟聪进行谩骂和攻击。笔者并不支持扶伟聪的观点，但也不赞同网友们人身攻击的争论方式，因为更多的人是采取直观感性甚至是感情用事的方式来发表反对扶伟聪的意见。
　　在我看来，称“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或许确实值得商榷，扶伟聪委员的观点确实有一定的片面性。毕竟作为房地产中介企业董事长的扶伟聪反对限价房政策，这本身就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怀疑其意见的公正性。但扶伟聪委员大胆发表意见，除了彰显广州“两会”民主气氛浓厚之外，还有至少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首先，它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在实行社会扶助救助政策时，如何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利益，照顾各群体和利益攸关方的愿望和诉求，切实做到公平正义，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当然，这涉及到政府到底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对不同阶层群体的保障救助力度如何区别等重大政策问题。比如，住房保障对低收入和困难家庭实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制度，是绝对应该的和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中等收入者的住房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则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和高收入者的思想感受。否则，心理不平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和谐，这不是危言耸听。
　　其次，它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权力与市场界限的严肃问题，这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永恒话题，也是我国政府在转变职能过程中时刻面临而又尚未妥善解决的难题。历史经验表明，社会需要市场，但市场也离不开政府。房地产商公开反对限价房政策，但却没人反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反映出利益攸关方十分关心政府权力与市场调节界限的问题。限价房政策被斥为“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它很可能被认为政府权力侵入了市场的领域，影响了商家的经营和利润。是啊，连中等收入者都有政府提供的限价房居住了，那还有谁到开发商那里高价购房呢？
　　显然，上述两个问题既现实又复杂，但妥善处理这两个难题，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正确决策和施政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一项具体政策就缺乏理论基础和现实土壤，很可能沦为无源之水，难以持久发生效力。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能一味地斥责扶伟聪委员，他尖锐刺耳的声音击中了一些深层次的政策软肋，如能借此机会认真研讨，妥善解决好这些深层问题，那么，我们的政策就会更加科学稳健，也会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