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政协委员、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炮轰限价房政策。他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取消限价房。(2月18日《新快报》)

　　前有经济学家茅于轼炮轰经济适用房，今有政协委员扶伟聪炮轰限价房，两个观点性质基本一致。看来，部分专家、政协委员真有赤裸裸剥夺中低收入群体利益之嫌。
　　从扶伟聪炮轰限价房来看，理由并不充足。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之说极其偏激，政策性住房只是让中低收入阶层有了安居之所，怎能和富人拥有的别墅等高档住宅相比呢？不仅居住质量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因为固定资产悬殊而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人和中低收入者，不仅在今天居住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也很可能延续、放大。
　　限价房影响和谐之说极其荒谬。言外之意是，只有富人的居住质量永远优于中低收入者社会才和谐，这明显是激化贫富之间的矛盾，哪里是为社会和谐考虑呢？何谓“和谐”？即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但现实是居住和谐并没有真正实现，而限价房就是实现居住和谐的措施之一，怎么能说是影响和谐呢？
　　很显然，在扶伟聪眼中，“广州当前房价很合理”，无须限价房来干扰。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去年至今出台的一系列货币紧缩政策使得观望情绪加重、交易萎缩、部分楼盘价格下滑，打乱了房产商的好梦，才有了炮轰限价房之举。说到底，炮轰限价房暴露了房产商的某种惊慌心理。
　　的确，不管是经济适用房还是限价房，在具体操作中都有不合理之处。但是，如果是一个理性的建言者，就会站在和谐居住的角度，以合理化的建议促进限价房去完善操作细则，而不是打着和谐的旗号去破坏和谐。
　　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政策性住房的出现，并不是让楼市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而是用来弥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过度市场化的不足，一方面通过分流需求以达到稳定房价、稳定经济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任何不是去完善而是彻底否定政策性住房的做法，都是和谐居住的大敌。
　　即便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策性住房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英国，去年6月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在拟定的“伦敦计划”中，要求经济型住房不低于50%的标准。正是这些政策性住房让英国房价回归理性，也才有望实现居住和谐。
　　而中国之所以推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原因是基于国情，目的在于居住和谐，以通过多种途径借助各种力量最大化地去实现人人有房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建言都应该着眼于大局，都应多些建设性，少些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