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斜塔”———虎丘塔全景。银盐照片，1900年。

李鸿章在他的天津衙门中，利卡尔顿，1900年。

向南眺望法国租界和内城，上海。银盐照片，1900年。

燃烧的塘沽：正在停靠的美国“莫诺卡西”号，船身带有被中国炮弹击中的洞。银盐照片，1900年。

庚子事变后，西班牙使馆前与中国和谈的外国公使的合影。银盐照片，1900年。

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坏的北京前门楼，科尔波恩立体照片公司，1900年。

    收藏的难点与挑战

　　立体照片的收藏难点是照片发行的版本问题。
　　这个问题在美国立体照片公司所拍摄的中国影像中最为突出，欧洲照片公司在1850年代所拍摄的照片中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在1890年到1910年之间，美国立体照片公司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小公司的经营规模只有几万张，就被更有实力的公司兼并了。
　　在所有的公司中，金士顿是最有实力的一家。从1915到1921年间，它直接或间接地兼并了所有同业，包括1910年代兼并克尔波恩公司、获得一万七千影像及十万张底片；1915年兼并美国立体照片公司、获得几千张底片；1910年左右兼并怀特公司，1920年最终兼并强大的对手安德伍德。
　　在每一次兼并后，金士顿都会把收来的底片有选择地重新发行，并在图片背后重新撰写文字说明。这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题材的立体照片常常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其所在公司最初发行的版本，有些19世纪末印制的还是蛋白照片，很多背后没有文字；另一个则是金士顿公司的再版，通常是银盐照片，但背后有丰富的文字说明。
　　金士顿公司的再版行为给藏家带来了很多小的乐趣。比如再版的利卡尔顿的中国照片专辑，某些照片与安德伍德首次发行的画面上略有出入。仍以大家比较熟悉的李鸿章的天津坐像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的三个版本，三个照片中人物神态和背景内容有微小区别，而坐轿的李鸿章就因为其版本而更具有市场价值。
　　辨别版本主要依靠照片的编号。比如金士顿为安德伍德公司的旧作编号皆为“V”，而对怀特公司的旧作编号皆为“W”，这些都为作品提供了研究、考证和升值的空间。
　　判断立体照片的时间早晚可以根据纸托的规制和形状。比如，四角都呈尖角的照片一般生产于1868年以前；1873年左右，纸托的大小发生了变化，由早先的3.5×7英寸增大到4-4.5×7英寸；而我们通常熟悉的“弯曲”的有一定弧度的纸托是在1879年以后才采用的，为的是增大照片观看时的三维效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仅凭立体照片正面的编号不能提供关于照片年代早晚的任何判断。因为19世纪末的立体照片经常以一主题成套发行，每套照片都会单独编号，因此这些号码只能用做同一套照片中拍摄先后顺序的参考，并不能在其他套系间做比较。
　　1904到1905年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照片也得到了立体照片公司的关注。民国之后，立体照片行业的垄断公司金士顿所组织拍摄的中国民间社会则成为立体照片中对中国的最后记录。但此时摄影术无论在中国和西方都已非常普及，因此这部分立体照片的收藏价值就远远不及1910之前所拍摄的那些照片。

　　立体照片的特有价值

　　相对于其他老照片，比如西方专业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蛋白相片、西方民间摄影师的中国作品和相册，除了共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立体照片作为一个独特照片门类，它特有的价值在哪里？
　　事实上，立体照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张照片”所表达的社会效果。一张立体照片的创作和发行由公司所有人投资决定、由摄影师实施、由发行商选择销售，再由推销员完成进入家庭的最后环节。它面向的不是单独的观众和一户家庭，而是千万个各种社会身份和文化阶级的家庭，上至女王，下至百姓。
　　金士顿公司在1917年兼并诸公司后发行了一套600张用于教学的立体照片，这套照片称为“金士顿600张照片集+教师使用指导”(“TheKey-stone‘600set’withtheteacher’sGuide”)，又在1920年重新筛选和编辑了这些照片，并出版了《视觉教育：金士顿核心照片集的教师使用指导》(VisualEducation：Teacher’sGuidetoKeystone“PrimarySet”)一书。
　　在这套照片中，综合包括中国和伪满洲、香港皇后大道上的商业集市、香港的船屋区、长江三峡、向内地运盐的小推车、中国面孔、北京教会学校的儿童、烟台中国茶叶富商的商店、在伪满洲为日军伐木的中国人、南口关的长城、李鸿章、袁世凯等由不同美国立体照片公司在19世纪末拍摄的影像，而照片背后的文字则由金士顿组织当时大学的学者撰写，加入了对中国文化的宏观理解和对中国人的评价，还有他们对中国诸多社会现象的反思。
　　这套照片集为几千家美国学校所采用，以代替传统的纯书本的教学方法。学生在看这些立体照片时，被要求记住照片背后的文字说明，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口头表述，或者以此作一篇小作文。这些立体照片和文字以“课本”的形式形成了生长于20世纪初这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在所有19世纪的摄影形式中，只有立体照片能起到这样的社会效果和文化影响。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在面对一张金士顿公司1920年代所出版的中国义和团题材的立体照片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摄影师1900年在中国拍摄的一幅图像，透过这张照片，我们还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美国本土观众对中国好奇与关注的内容，可以想像出它在美国学校里被无数孩童传阅和背诵的场面：这张立体照片的创作从图像到文字历时近30年才完成，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张平面“照片”的范畴。
　　老照片的收藏价值可以概括为三种：照片内容的价值、原版照片作为古董文物的价值以及照片影像的艺术价值。立体照片同时具有这三重价值，对立体照片的收藏和研究的意义，也已经超越了摄影史的领域：照片本身就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和佐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这些清末民国初期的立体照片所蕴涵的价值还将与日俱增，并成为中国美术馆、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学院和文化交流机构应该收藏的影像珍品。 （中国特稿社供本报专稿华辰拍卖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