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有银行（即工行、农行、中行、建行）9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量将萎缩至约1100亿元人民币，为年内四大行新增贷款总量的单月新低。特别是中行，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只约30亿元，为年内最低，居四大行之末。该行8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录得722亿元，环比减少95.8%。还有，全国9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167亿元。也就是说，9月份国内银行信贷增长尽管比7-8月份要高，但是与上半年相比仍然收缩幅度不小。
　　可以说，面对2008年9月的美国金融海啸，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救市政策，以便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不要让世界经济踏上1929-1930年衰退之路。同样，中国政府也没有置身事外，也与世界各国政府一样，在金融海啸之后采取不少短期应急政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受外围经济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没有出现美国那种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政府采取这种强大力度的短期应急刺激政策，在当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短期的应急政策并不是一种长期趋势。如果我们把这种短期应急政策看成是一种政府政策的长期趋势，而不是在适当的时候退出，那么这不仅会打乱整个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步骤，也可能给中国经济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带来许多困难。
　　比如说，这种短期应急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突然涌现，它不仅是阻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也让中国社会经济潜藏着巨大危机。而这种房地产泡沫的涌现，正好是不少商业银行突破现有的监管部门政策与法令，银行信贷无限扩张的结果。因此，上半年那种银行信贷无限扩张，不仅是一种短期应急政策突破现有的规则所造成的结果，也是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存在问题的结果，有很多地方需要检讨改善。而7月份开始，银行信贷才开始回归常态。因此，从7月份开始，国内银行信贷增长减少并非是央行货币政策收缩，而是通过央行货币政策让商业银行的信贷恢复到常态。
　　还有，中国救市政策与美联储救市政策有本质上的不同。美联储是如何向美国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以便恢复市场之信心，激活已崩溃的美国影子银行体系。这些救市政策基本上以市场为主导。但是，美国影子体系崩溃，如果不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仅是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美国影子银行的金融体系要想迅速恢复是不可能的。
　　但是中国情况则不一样。一是没有出现金融体系的危机。2008年国内股市大幅下跌，只不过是股市泡沫挤出，步入常态运行。而银行体系受到的冲击更小。尽管2008年发生了金融海啸，但国内银行体系是利润最好的一年。尽管国内银行体系经过多年的改革，市场化的程度在提高，但它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仍然无所不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放开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数量管制，从而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涌入市场及超常规的增长。这里既有政府对银行业的主导管制放开的问题，也有现有的商业激励机制的问题。因为，微观上的完全市场化已经是不争事实，但是实际上政府对银行市场准入、信贷的价格与数量都存在很大程度的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微观主体就一定会过度地利用这种银行体制、过度地让信贷无限扩张，而让其收益单位化及个人化，其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如果再加上这种银行体系在政府管制下的利率低水平，借款人还会过度借银行体系的钱，过度浪费银行体系的资源。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肖耿说，在利率严重管制的中国市场，货币政策要保证投资效率，要有利于金融市场价格机制发挥，而不是成为一种财富转移机制。因此，银行利率水平要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而不是人为地压低。这也是目前国内银行信贷过度的关键所在。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GDP增长这样高，但是存款利率则处于十分低的水平。而这种利率水平是通过管制压低的而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让借款人有效地利用资金，让稀缺的资金流向有效率的项目，而不是让整个银行信贷资金低效率地滥用，并成为一种财富转移机制。
　　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贷款按揭利率比美国还要低，这就明确告诉炒房者如何拼命利用银行金融杠杆大力来炒房，如何通过炒房来牟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炒房者获得暴利了、房地产开发商暴富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银行收益增加了，但存款人的收益受到严重的伤害，购买高价房的消费者面临着沉重的负担。社会的财富就在这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中一方向另一方转移。可以说，这种现象对中国经济伤害是十分严重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并非是什么退出的问题，而是如何来保证金融市场有效运作、如何来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而不是通过对银行信贷的价格与数量管制让金融资源处于无效运作上。而且利率水平的高低，并非以传统经济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利率水平决定了货币政策宽松，而是要考虑当前的利率政策是否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公平公正分配。如果把居民的存款利率压在很低的水平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那么，对于当前的货币政策就得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如何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多的作用。这是未来一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关键所在。